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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的一天，无风无雨，明诚收到了一张照片。
东西装在一个信封里，由李秘书转交给他，没劳动他去邮局跑这一遭。他扫了一眼，信封并没有被拆过的痕迹。老式的邮票规矩的贴在信封上角，下面附了一行漂亮的法文，写清了新政府办公大楼的地址以及他的名字。
他将信封放进公文包里，起身去敲明楼办公室的大门。明楼是南京政府的红人，汪兆铭、陈公博都对他青眼相待，回到上海的这段时间，各家的邀请函在他秘书室的地上堆了好几沓，尽管推拒了大部分，却依然几乎每晚都有应酬。
把明楼送到地方，明诚找了个位置把车停好。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透过窗户映射到车子前窗上，哪怕是最风雨飘渺的日子，上海滩也依旧是上海滩。旖旎的歌声里，他在驾驶座上拆开了那个信封。一张照片从单薄的纸衣中掉了出来，黑白的光影里，两个男人并肩站着，笑得自然。
这是1939年秋，他们在巴黎的最后一张留影。
民国初年，摄影在民间并不流行。即便是在灯红酒绿的上海，照相也是个稀罕事。
十岁之前，明诚并没有照过照片。晦暗的记忆缺少机器的定格，渐渐的消弭在岁月的流沙中。弄堂，电线，曲曲折折的石板路，少许的片段时不时在梦里打个闪，却再也没能拼凑出完整的图像。
大姐回忆起往事，总说他刚来明家时很乖，让他吃饭就吃饭，让他睡觉就睡觉。就是太乖了，闷在屋子里，能一天不说一句话。沉默像是旧时光在这个孩子身上留下的唯一的病症。明镜见过沉默的孩子，明楼小时候也不爱说话，扳着张小脸，自顾自的装深沉。可她见过他被粥烫着时张着嘴嘶嘶吸凉气的样子，也见过他被师傅表扬课业时脸上一闪而过的雀跃——不管怎样，那到底是个能哭会笑的孩子。但阿诚……除了转着黑白分明的一双大眼睛安静的看着这座陌生的宅邸，明镜绞尽脑汁，却怎么也找不出他的一丝生气。
现在想来，那大约是一种过分的自我保护机制。十岁的明诚坐在过于温暖的房间里，这份温暖让他几乎觉得不真实。行走坐卧，他的每一个举动曾经都为自己招致过皮肉之祸，于是他不敢说话，也不敢动作。只是滴溜着双眼去看钢琴、楼梯、红木做的大柜子、柜子上摆着的照片。相框里框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位成员：男人女人的结婚照，偎着母亲的小女孩，襁褓里眼睛亮亮的婴儿，然后女人消失，厚重的布帏前，男人搂着一双儿女温和的笑着，再然后男人也消失了，挽起头发的年轻女子挽着弟弟的手，一个脸蛋肉鼓鼓的小男孩站在他们身前，俏皮的做着鬼脸。
明楼从学校回到家，看见大姐站在沙发旁，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个面朝着墙坐着、一动不动的孩子。他规规矩矩的坐在凳子上，陷在椅背投出的黑色阴影里。那么瘦的一个孩子，瘦的让人心疼。那天明楼从桂姨的房子里抱他回家，只觉得抱着一把塑料做的骨头。孩子黑色的大眼睛沾着泪水望向他，只是对视一眼，心就像被强酸浇了个淋头般骤然痛楚。他走过去，顺着那孩子的视线看到那张照片台。18岁，将大不大的年纪，穿着制服的男学生蹲下身子，伏在明诚身前，轻轻地拍了拍他苍白的手背。然后明诚听见他低厚的声音，他说：“大哥带你去照相，好不好？”
明诚对明楼似乎有种天然的亲近。刚到新环境，被虐待过的孩子仿佛一只受惊的猫，连明台这样路刚走稳的小家伙都害怕。明镜看着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偏过头去掉泪。新房间，床褥都是最软最好的，她亲自收拾，生怕硌着他身上的伤口。桂姨来了几回，跪在门口切切地哭，满口的希望少爷小姐原谅。明镜还没来得及出去，就听见明楼洒沓的脚步声。青年的声音像隆隆的钟，既果断又决绝，她的弟弟到底还是长大了，独当一面、掷地有声。她没再多言，去明台房间哄他入睡。而明楼在客厅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起身上楼，悄悄走到了明诚的门前。隔着厚重的木门，他隐约听见，那孩子在哭。
那晚明诚是在明楼房间睡着的。漆黑的房间和陌生的感觉让他不敢萌生睡意，他被生活抛弃过太多次，恐惧印在他心里，生怕再一睁开眼，眼前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最后是明楼走进来，擦干他的眼泪，将他抱下楼，带去了自己那里。大哥的怀抱温暖而安适，泛着那天下午带他离开那个“家”时阳光照在脸上的气息。他枕在他的腿上睡过去，沉沉的，做了几年来最好的一场梦。
于是他就这样跟在明楼的身后长大。姐姐，弟弟，明楼揉着他的头告诉他不用怕，他们都爱他。他去明楼曾经的小学做插班生，课业落了同学一大截，明楼就每晚给他开小灶。一楼的书房灯火长明，从一笔一划到珠算洋文，他教他慢慢填补了十年间错失的每一个空白。他开始抽条，长肉，少年的肢体舒展开，和他的精神世界一样，在明家润物无声的滋养中渐渐变得健康且充盈。
明诚升初中那年，明楼拿到索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要去法国留学。明锐东的死并没有明家对外宣称的那么简单，作为他的长子，上海有无数双眼睛一直紧紧盯着明楼。明镜早就知道这点，一直催他出洋，她在上海商界用年轻的臂膀为明家撑起一寸天地，但无论是明诚还是明台，都听她念叨过，对于明楼这个弟弟，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纯粹的、安全的、顶天立地的学者。
明楼启程那天，他们都去给他送行。
洋车挤不进人头攒动的港口，他们便步行往轮渡处去。明楼揽着姐姐的肩膀，帮她揩去半是欣慰半是不舍的泪水。明台拉着明诚，另一只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糕点往嘴里塞。他还太小，不理解江水边升腾着的这份离别的悲伤，只是觉得大哥出了远门就没人再会教训他，心里好是乐呵。
“阿诚哥，大哥走了，你难过吗？”稚嫩的童音含糊的问。明诚没有作答。到明家来的这些日子在他眼前徐徐的晃，温暖的怀抱，钢笔，书包，新的脚踏车，两人对坐的书房，被大哥带着逃学去听的咿咿呀呀的曲子。日子终将要往前走，没有什么能够定格在原地。
这时，他看见大哥远远地冲他招手。他跑过去，仰着脸看他。二十岁的明楼，高大、锐利，眉目挺阔、气宇轩昂。他还向当年那样拍拍他的手背，神情平静而柔和。
“下次回来，你的个子大抵就要撵上我了，”头顶传来一阵温热的触感，明楼摸了摸他的头，然后从胸口的口袋中拿出一串钥匙，安静的塞在了他的手里，“帮大哥守好我的书房。”
后来再回想，明诚只想起自己当时冲着明楼用力的点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轮船的航线用铅笔勾勒了无数遍，锁在他房间的抽屉里。书桌上，一张全家福静静的呆在那里。女人坐在扶手椅上，抱着脸蛋儿圆圆的幼弟，高个子青年站在他们身后，揽着身旁清瘦的那个孩子。他们都微笑着，似乎这便是最尽头的时光。
他就是坐在这照片前，一遍遍展开地图，去看大江、大洋，万里之外的土地。重逢的日子在未来的云雾中飘渺，而他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长久的目送轮船渐行渐远。
分别的日子里，他们总是通信。
第一次明楼在法国，明诚在上海。第二次明楼仍在法国，而明诚在莫斯科。
其实明诚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那团星火最初逐渐点燃他心脏的时候，明楼远在万里之外的巴黎，可明诚总觉得，冥冥之中，大哥是他一直的引路人。
明楼刚离家的那几年，他的书房便成了明诚的瞭望塔。他一放学就钻进去，和当年明楼还在时那样，在那里学习、读书，听明台咋咋呼呼的声音响起，奔过来告诉他大哥来信的消息。
明楼从小习字，毛笔字写的好，钢笔字也写得好。电报一封极轻便的事，他却总喜欢亲自写信来。明诚刚来时不懂，看到明楼给书房里有些书做的批注，只觉得字漂亮清晰。上了几年学，才看出来其中的筋骨风味。只可惜明楼每次给他的信总是字数不多，只对他提出的学问上的问题给个大略解释，又老对他说，你自己要多思索一点，有些事，并不能只由别人讲给你听。
于是他更用心的读书、思考。明楼的批注是他留给他的学伴，他看着那一行行越来越成熟的小字，仿佛透过纸页窥探着十年前明家那个几乎和他同龄的男孩的成长。蓬勃的思想在青春的年纪草长莺飞，他开始了解时局、了解运动、了解报纸上浓墨重彩的一个个名字，和他们到底梦想着要做些什么。
后来他也去了法国。初中毕业，大哥发电报给大姐，说已经在巴黎为他找好了学校。大姐原本就梦想着把他们三兄弟都送到欧洲去，欣然的为他准备行李。那是民国十八年，全国第一条国际航线开通，正是从上海到巴黎。
他在飞机前和姐姐拥抱，和几年前的大哥一样帮她擦去夺眶的泪水。他已经比她高出了一头，身板也比前些年健壮的多。她交给他几张照片，是新年时她刚带他和明台去照相馆里拍的。她说上海的情形越来越乱，带去法国给明楼那儿留个底，总是好的。
明台到底是大了点，小学生了，送别时不再是当年的漠然，反而哇哇哭的响亮。明诚哄过他，狠了好几下心才终于转过头往飞机上走，这座钢铁巨鸟即将带着他飞过蒋中正和冯焕章兵戈相接的中原大地，飞过焦石流金、旱魃为虐的西北高坡，飞到那个他无数次在法文课本上圈出的地方，飞到他兄长的身边。
在法国的时光无疑是美好的。明楼在巴黎的六月天里接到明诚，惊觉他已经长得这么大了。他比他想象中还要高、还要成熟，还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见地。他在巴黎的房子就买在明诚的新学校旁边，每天傍晚，他们仍坐在同一间书房里，他工作、他做作业，恍惚仍是上海的明公馆，不怎么说话的小男孩会在临睡前拉拉他的袖子，对他说：“哥哥，谢谢你。”
那时他们也总去很多地方。明楼名义上的工作是学校的助理讲师，只要出差，一定带着明诚去。伦敦的伊丽莎白塔、罗马的万神庙、比利牛斯山上的小木屋……明诚在国内学了两年油画，一直想找个日子写生，好好画一幅，却总是来去匆匆、不得机会。很多时候，明楼都吃不太惯行途中的餐食，明诚便总备着炊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给他做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
明楼升任副教授那一年，大姐和明台也来了一趟欧洲，他们四个人去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听歌剧，明台说喜欢维也纳这个城市，明镜就托人在郊外买了一幢独栋别墅，方便之后假期时来这儿小住。那时的明楼很自信，不用几年，明诚就能拿到大学学位，明台也能接来法国读书，大姐的产业可以找代理人接管。他的家人，会被他稳妥的安置在相对安全的欧洲，而那方苦涩险恶的浑水，只留给他一个人趟，就足够了。
可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决绝的拉住了他。他百面玲珑、心思千窍。却从没察觉到，那人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这么远。
仍是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沉默却倔强的看向他。仿佛无声的宣言，要陪他一起沉浮在，这不见天光的泥沼之中。
去伏龙芝是组织上的决定，消息来的又快又突然，因而分别是短暂而突兀的。那时他们刚发生过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明楼罕见地动了真气，阴沉着脸冲明诚嚷嚷，连多少年不说的苏话也蹦出来不少。
他对明诚的期许和明镜对他的期许在某种程度上讲几乎是一样的，他只想让他在这里好好读书、做研究，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但这种期许的出发点又或许有些不同：不止是兄姊对弟妹发乎心底的忧虑，更有一丝连他自己也颇感心惊的微妙情绪——他早就离不开他，无论是衣食，还是精神。年少的孩子寄居在他心底最柔软的一方天地间，割舍他、眼睁睁看他走进自己一般刀尖舔血的日子里，无异于是拿利刃刮剜他的胸口，血流如注，钝痛成灾。
“大哥”，然而那一天，明诚什么话都没顶撞他，“哥！”，他叫着他，在他因为头疼而踉跄时飞快地跑过去架住他的臂膀。年轻人薄薄的肌肉在明楼胳膊下散着勃发的生气，明楼几乎是本能的伸出另一只手圈住了他。
火焰在明楼头颅中迸发，岩浆翻涌，金星直冒。而怀抱也是紧的，急促的心跳在胸膛里震，连带着明诚都觉得隆隆欲坠。他渐渐感到身前的人有些支撑不住的失力，却也发觉他几乎要把他按进血肉中的绝决。
最后，他说：“让我去吧，哥，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做手擀面。”
他的头埋在他颈窝里，因此明楼能感受到他笑了，温和的、迁就的笑，就像当年在上海，来法国的前一夜，他问他，以后要不要跟自己走时一样。
他的弟弟，他的战友，他的，另一半灵魂。
军校的纪律很严格，学生们每天按部就班，极少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尽管如此，明诚还是时不时的向巴黎去信。
那时国民党在巴黎的联络站已经成熟，戴笠对毒蛇的信任依然有限。两人已经交了底，明诚总不会傻到把学校的校徽和自己的名字送到第二处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去。因此他老是用普通的信封，变换着笔迹、语言和身份，往那些只有他和明楼两个人知道的地方去信。
大部分时候，明楼不会回。明诚知道，他的任务绝不是只有听起来那么安全妥帖。他没机会去问，当初刚来法国、比现今的他还要小的明楼，到底是怎样一点点周旋在几方势力之间，构筑情报网、发展线人，在无人可以吐露的境地里暗中斡旋的。但他明白，明楼是个极度谨慎又极度从容的人，所以他并不着急，只是在信里讲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聊作寄托。
可是还有少部分的信，明诚能收到明楼的回复。他和他一样，用假姓名、假笔迹，遵照他去信时用的语言。慢慢的，他们形成了一种只有两个人才会有的默契，有独特的指代和特殊的解码方式，后来明楼开玩笑，说这是独属于他们的摩斯密码。
明楼往俄国的信和当年往上海时寄的信一样，每次都是寥寥几笔，变换着城市寄出。他讲些生活琐事，写什么备课任务杂、明堂得子，写莫斯科寒冷巴黎温暖，写明台再过两年就要来法，希望他早日回家。明诚坐在能看见涅瓦河的宿舍里拆这些信，心口温热，像是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毕业前的两个月，明楼来信，说如果有机会，希望明诚能留一张在伏龙芝的照片。明诚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拍毕业照那天，他穿一身簇新的军装，在镜头下明朗的笑。两年的训练，带给他更专业的素质和更挺拔的脊梁。他很爱惜这身军装，但他仍有遗憾，到底不是自己国家的。他们这样的身份，哪怕连拥有一身带着国旗的军装，都像是奢望。
底片不能留下，明诚就将洗出来的照片用小刀裁好。他想寄回去，给大哥一个惊喜。但很显然，脸比姓名和字体都更有辨识度。于是他拿起刀，割下照片中青年藏在帽檐下的脸。最终，这张照片会夹在其他纸页间发往巴黎大哥最常去的一家花店，而这，就是明诚在苏联两年，能留下的所有东西。
他回家了，大哥去接他。那天是大雨天，明教授搂着一束花来车站。回到家，明诚进到一看就荒芜了好久的厨房，仔细地，给两个人各做了一碗面。送行饺子接风面，几百年的老规矩，哪怕是在法兰西也是这个道理。明楼一辈子十指不沾阳春水，所以明诚自己为自己接风洗尘。
“瘦了，”两人坐在餐桌两端，明楼吃了口面，认真的对明诚说，“也黑了。”
明诚失笑，不置可否。又突然意识到，这是除了明楼单独来法国求学后，他们分别最久的一段时间。
也不知道大哥，吃的好不好。
这一年明楼三十岁。而立之年，明镜的电报信件不知道发过来几万封，翻过来覆过去催他赶快成家——起码忙完一天，还有个人陪着一起吃顿饭。明楼从来不回复，只是问大姐平安、明台平安。
可这一天，他却突然觉得，大姐说的话也不无道理，有个人陪着一起吃饭是件莫大的幸福。温暖的灯光下，跨越了大半个欧洲赶回来的人坐在他的对面狼吞虎咽着，一时间，仿佛连生命都有了更多彩的意趣。
他觉得幸福，也觉得满足。
哪怕前面的路深不可测、荆棘丛生。
接下来的四年是忙碌的四年。明诚的身份在两边都过了明路，他们把他放在明楼身边，一方面是向他示好、一方面是向他示威。国内的消息通过报纸和无线电不断传来，情况越来越差，屠杀、凌辱、求和，万里之外的巴黎，摇摇欲坠的心吊在月亮上，静静的匍匐于上海的上空、中国的上空。
1937年，上海沦陷。俞鸿钧的告市民书摆在明楼的桌头，惨淡的宣告着远东第一大都市的绝望与陷落。明诚站在门前看着明楼塌陷的背影。他知道他不会哭，越是极端的时候他反而越冷静。但他知道，头痛的痼疾将肆虐他。那是他的家，他生于斯、长于斯，还将埋于斯的地方。
明诚没有来处，命运一开始便调皮的作弄他。他被当成死婴扔到巷子里，在孤儿院里喝冷粥长大，信以为的母亲毫不解释地突然露出恶魔般的爪牙。他的骨骼生长，内在却仍是被弃的婴孩。直到来到明家，才开始一点点的拼凑正常人应有的躯壳。可以说，他是明楼的血肉哺育的，他给了他温饱、思想，给了他肌体，也给了他灵魂。
所以，他的家也是他就是他的家。无形的脐带将他们缠绕在一起，共担着每一次震颤，也共享着每一丝痛苦与侧足。
几个月后，明台赴法。明镜仍在成为孤岛的法租界奋力支撑。也是从那年起，明楼加快了几乎手上所有计划的推进速度。他好像前所未有的看到了时间的紧迫性，蟒蛇吐出信子，青瓷沉于夜色，法国的上空，一张无与伦比的情报链条正在织就。
大姐曾对他们说，无论到了哪里、什么境地，都要先拍张照片摆在家里，才有一丝生活气。可是明楼明诚忙的脚不沾地，明台又不把心思放在课业上，今天跑去图尔、明天藏去里昂，明诚每天忙完公事不是去找他就是去打听他在哪儿，别说去拍照了，连抓着他到明楼那里听训话的机会都没有多少。
明台是个聪明人，知道明楼没逮着机会好好骂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所以能不回家就不回家。他不理解，像他大哥那种凶神恶煞的性格和天生打官腔的长相，阿诚哥怎么会一心一意地黏着他这么多年，两个人亲的跟一个人似的。不过他也不敢问，毕竟他小时候明楼出洋多回家少，打他虽狠但至少次数有限，而明诚可是实实在在的和他朝夕相处了五六年，几乎是他大姐的御用打手，平均一周三次追的他屁滚尿流，于是他得出结论，或许这就是修罗配罗刹，天生一对啊，天生一对。
惹不起，他躲得起。
于是就在明诚终于定好去拍合照的当天，他发现了消失的无影无踪的明台和他留下的港大的录取通知书。
“这小子，还真跑了，”明诚看着信里写着的“台先返沪”的字样，哑然失笑。
“咱们也要回去了，”明楼递过来一份文件，他穿着合体的三件套西服，把重庆的调令用别针别在南京新政府的任命书上，“等到回去了，正好收拾这个小崽子。”
财政部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海关总署督察长。
明诚怔愣了一下，抬头看向明楼。
这一天，终于来了。
“走吧，大哥带你去照相，好不好？”
1939年底，经济学家明楼携助手抵沪。新政府办公大楼下，蜂拥的记者端着沉重的相机，任由白烟飘散到从车里走出的两个男人脸上。
第二天的报纸上，会有他们半隐半显的面孔，历史的耻辱柱会为他们的名字留下一个位置，连带着汉奸的名号一起，轻飘飘的，散乱在混沌的二十世纪上半叶。
但他们都知道，这不会是永恒。
从哲学的角度讲，永恒似乎是个永远无法被定义的话题。人会变，时间会变，世界好像也会变。
但永恒又仿佛是极简单的问题。黑白的相片纸，家人、爱人、无人可见的青春，所有的一切，缄默着磅礴着，却会一直存在于岁月里，无论后来是否有人勘清，是否有人懂得。
而在那一刻，在照相机闪光、飞机轰鸣，在臂膀相交、军装挺阔的那一刻，永恒是定格的。它席卷着浩然的勇气与孤绝，踽踽逡巡，在千万年的洪流里，张扬地翻出不息的滚滚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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