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你可以选择永远不把这音乐关掉。
闭上眼睛，倾听宇宙的声音吧。
想想夜间海洋里的鲸鱼吧。
你什么也看不到。
你什么也听不到。
你什么也感觉不到。
当然，只除了，你仍然能闻到
尸体的味道。”
——谢尔希·扎丹，《耳机》
1 愤怒
在出席军事法庭作证的那天，我在军服前胸佩戴上了我所有的勋章。我从来也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回事过，谁知道这些用人命换来的破金属片在你死后会出现在哪个旧货摊上，但是如果此刻我能把这些勋章统统塞进安德鲁·霍克的喉咙把他噎死的话，那么它们也算派上了用场。
“我，先寇布中校，第425独立突击营营长，作证第14炮兵旅旅长霍克上校的渎职造成了我方作战单位在撤出伊谢尔伦时的重大伤亡……”
达斯提·亚典波罗来做了采访。他是当今同盟最受欢迎的战地记者之一；挂在他脖子上的那枚古铜色钥匙隔着敞开的夹克领子隐约可见，那是他的传奇的一部分，据说钥匙属于他在海尼森远郊购置的一间小户型公寓，而整座公寓大楼早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在空袭中化作废墟了。无论如何，亚典波罗幸运地不在家里（当时他正忙于报道战况，据说连续72小时没合过眼），而这把钥匙从此也就变成了他的吉祥物。他是杨的大学校友，与杨在同一个读书团体里结识，最近一年来也不止一次来过前线拜访我们。
“我的话你都写下来了吗？”我问。
“都写下来了，还会配上图片，你这张脸可是战地摄影师们的最爱，”达斯提说，微笑着比划了一下按快门的姿势，“舆论会站在你的一边，霍克会被革职，暂时我们也无法指望更多了。”
“真遗憾。在我最初出生的那个国家，干了他这种蠢事的军官多半要被枪毙。”
“你还是如此愤怒。我还以为哀悼的第一个阶段是否认。”
“我否认什么？又不是死不见尸。”
达斯提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他像所有人一样试图避开尸体这个话题；当然，这个“所有人”不包括卡介伦准将硬塞给我的心理医生。那位美丽的军事心理学家少校一遍遍说，你越快承认你的创伤，它就能越快地得到愈合。我甚至懒得反驳她的观点。有人没有创伤；有人不想愈合；对更多人来说，你们不过是想要把他们马马虎虎包扎到一个可以重返战场的程度罢了。
“我觉得……你不如把这一切写下来。我是说，那些你不能告诉上级和心理医生的事情。”达斯提说。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作家们总是把写作当作药方开给所有人。这事也该有一个限度。
“我感觉你下一步就要开始讲'写作是对死亡的抵抗'了。我发誓我前段时间在医院免费提供的报纸上读到过这种东西。”
“啊，不是的，死了的人已经死了，”达斯提总是用轻快的语气说出一些能让更脆弱的人感到沮丧的话，“但是我们打算如何记得他？我们如何理解发生在他还有我们身上的事情？如果因为一本书是悲剧结局，我们就只读它的最后一页，那么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吧。而且，当你把悲惨而又荒谬的现实写成故事，它就自动获得了某种意义，甚至变得合理。悲剧变成命中注定，死亡变得物有所值。相信我，这是经验之谈。人们从我报道的战地故事中获得激励，有时候这甚至让我有罪恶感。”
亚典波罗的这番话说得相当推心置腹。但是我的问题并不在于我觉得这一切不合理。在战争中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合理的。就像歌里唱的：
“请容我向你道一声再会
到头来每个人都会死去”
但我意识到我不能继续让他担心下去了，而且很令人心烦的一点是，他连只有在私下里才流露出悲观怀疑态度的那副样子也让人想起他的学长。所以我点点头，说我会在手机的备忘录上试试的，虽然不知道我会写出些什么鬼东西来，因为人对战争的记忆总是颠倒错乱支离破碎的，一定是我们的脑子早就被一天到晚响个不停的炮声轰碎了，现在不过是一些未成形的脑汁在外表完好无损的颅骨内部摇来晃去罢了。他点头表示理解，然后我们谈起那些在前线附近被震得耳聋的猫。那些猫总是在吃了尸体以后游荡到战壕里来乞求食物和温暖。然后他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
“你真的没有办法忘记，不是吗？”
2 呼号
我第一次遇到杨威利中尉（现在是少校了），是在十一个月前。他是一个名为“魔术师”的无人机连的指挥官。像很多无人机部队一样，这个连是用它的指挥官的呼号命名的。很久以后我问过杨他的呼号是怎么回事。
“我都能想象出你当初是个多么不令人看好的新兵，”我说，看到杨开始苦笑，“总不至于那会儿他们就看出你会是个传奇吧？”
他告诉我他最开始被分配去的那个国民警卫队排是用职业名当呼号的，跟他同一个排的还有“诗人”“评论家”“经理”“经纪人”……
“现在他们都死了。”他补上了一句，然后闭上了嘴巴。
现在连他也死了。
在战争中除了死没有什么是合理的。甚至连哀悼行为本身都变得不合理，因为既然所有人都是要死的，那么某个人的死又有什么特殊呢？要追溯他对于我变得特殊的原因非常困难，但我会试试。我会努力不让这听上去像是那种主角的尸体在第五幕结尾被抬走的大悲剧，但是感伤化的倾向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骨子里，让我们在听到与恋人离别的战地歌曲时流下掺杂着加冰烈酒的眼泪。又有什么办法？大概说明了我是一个精神内容贫乏的人吧。
3 剧场
如果说我们参与演出的是一出五幕大悲剧，那么我还没有正式介绍过它演出的剧场。讽刺的是，伊谢尔伦的地形本来就很像一座剧场：四面是高地，城市位于中央的洼地之中。即便这座堡垒城市拥有大量的工事、掩体和地道，这样的地形仍然是任何守军的噩梦。从地图上不难看出总参谋部为什么决定固守这个地方，为了不被包抄到这一地区的后部和侧翼，他们最好能保住这处交通枢纽，然而他们可不是实际要为这场绞肉战付出代价的人，或者说，他们是绞肉机的手柄，可他们不是肉糜。在野战电话里某位参谋对你吼叫说，他们只想要结果，他们不想听过程。
有时候这座城市感觉格外像舞台布景，特别是当你钻出掩体来到地面上，却发现地面建筑已经跟你记忆中不一样了：剧院哪儿去了？购物中心呢？原地只余留瓦砾。就像你身处地下时，舞台布景已经在一阵轰隆隆声中发生了旋转。那些更难被炮火彻底摧毁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则保留着大致完整的骨架，但也仅仅是骨架而已。它们如同一排排向外打开的黑色洞穴，空荡荡的窗洞映出铅灰色的天空，厨房里花鸟图案的墙纸已经被炮火熏黑了。就好像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才是舞台布景，因为它是这样轻易地被一发火箭炮拆除了。随着舞台时间的推移，这些布景还会渐次消失，直到最终被夷为平地。在这片天空之下，你走上被坦克履带碾坏了的小区道路，绕过被炮火撕掉了枝条的白杨树，在你视线所及的一切东西上，无论是主人不知去向的私家轿车还是停在花园里的儿童脚踏车，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粉尘，这是在建筑物被炮弹击中时落下的灰泥。同样的粉尘也飘落到了我们位于地下的掩体里，包裹着我们的弹药箱和枪支，把我们的头发变成灰烬的颜色。
在这整个舞台背景的中心，是一座亚雷·海尼森的雕像，依旧向天张开双臂。同盟最初从帝国独立时，在这个城市的市政厅广场上建起了这座雕像。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地上了，所以不知道如今雕像是否已经倒塌。首都传来的新闻说特留尼西特已经下野，而曾经不过是他的牵线木偶的国防部长爱朗兹却重新焕发出政治青春。有人说爱朗兹在同时燃烧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物理生命，更愤世嫉俗的人则说，即使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下子他应当也能保住自己的身后名。不过，这可能与决策者具体是谁没有很大关系：即便海尼森还活着，他应当也会像我们的那些将军和政客一样，谈论着什么是“可接受的代价”吧。在战争这场戏剧中最奇怪的一点是，一切都是围绕着“不得不”展开的：这场仗不得不打，城市不得不变成废墟，我们不得不守卫伊谢尔伦，而我们当中最好的人不得不为此死去。
4 角色
我对杨的执念就在于我认为他是那个能为我解答上面那些问题的人。或者说，他从来也没有真正解答过，但是他这个人在战壕里、在你身边就令你感到安心，因为你知道他这样的人，若非相信这场战争自有其坚持下去的意义，那么他是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的。人们管那种人叫什么来着？良心拒服兵役者？对，说不定杨就会成为一个良心拒服兵役者。再加上他还是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按说就是在普通人只关注当下的时候却更关心过去和未来的那群人。所以在我们不确定自己是在为什么而战的时候，这样的人却能回顾过去，注意到战争最初的种子在何时埋下，或者望见未来，知道历史将会对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我们如何评价。好吧，也许他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因为战争只有一根指针，它永远指向同一个刻度，那就是“此刻”。你活过了此刻，然后是下一个此刻，但是没有未来。你不去设想未来。
但无论如何，他应当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些。
我曾经一直认为杨是个格外幸运的人，而这份运气正因为他真正的关注点在战争之外：如果不是这样，他最初就不会因为一张在战壕里给学生上网课的照片而走红网络；而正因为他短暂地成了网络红人，他无论怎样昙花一现的名气可以兑现成捐款和物资，他的排长才会有额外的动力想要保住这个笨手笨脚的新兵的性命。所以他终于活下来，或者说，他至少活得足够久，活到了发现自己其实对战争这件事拥有天赋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这对他来说还算不算真正的幸运。
但对于曾经在战场上受益于他的灵活决策的那些人来说，这无疑是他们的幸运。如果说在战争的剧场中我们都是演员，那么杨真的非常擅长即兴表演。他是那种最神奇的演员，能同时满足所有人希望他扮演的角色。尽管我幻想他能演好我私人的道德家这个角色，但我也至少同样迷恋他性格中那些被战争女神祝福过的部分，他这个人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前，在战术上可以说是极其狠心，而且毫不留情。在这场帝国的人口和资源数倍于我们的战争中，他不会手软，他懂得最大程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又是这个营里唯一从来不随身携带步枪的人。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存在的话，他是无法赢得我的爱慕的。我需要他与我相像，我也需要他与我不同，我需要我们深陷于同样的罪孽，但我也需要他在这罪孽中仍然显得洁白。到最后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了。我需要他承认战争的本质不过就是实现最大程度消灭生命的罪行，但我也需要他在犯下这罪行时悲伤地垂下眼睛。
“可怜的杨！”达斯提在听完我这番恋爱咨询（或者不如说是信仰咨询）以后说，“不过我倒是明白了基督教的神明为什么同时既是人又是神，都是因为你这种信徒既需要神明在云端，又需要他跟你一起在地狱里。那可怜的人便只好一人分饰两个角色。”
5 歌队
在这场战争刚开始时，我们还想象不出无人机在头顶的呼啸声会成为一种半固定的背景音，有时是己方的无人机，有时是敌方的。不过通常来说，无人机部队是不会像“魔术师”那样被布置在离前线这么近的地方的，至少也要藏在前线五公里以外的掩体中，但伊谢尔伦的局势已经糟糕到需要他们随时随地出动了。
作为传统的步兵，过去我对无人机部队并不是没有偏见的。这是一群缺少军事训练又不具备相应身体条件的老弱妇孺在紧急时刻被塞入军队充数，然后不知怎的他们就发现自己可以隔着电脑屏幕杀人，按按操作器就能向敌人投下榴弹。然而无人机就像所有家电一样时不时会失灵，那时候他们脸上从自信满满转为大失所望的表情可真是好看。总的来说，我当时认为这是一群幸运的狗崽子，因为他们不需要对杀人这件事拥有实感。
后来我明白了，事情也并非尽然如此。确实没有什么比一个正通过操作屏和无人机摄像头俯视着战场的无人机飞手更像是“上帝视角”了，在“魔术师”的巅峰时期，伊谢尔伦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我们的视线之下，虽然这种无人机正式的名字其实叫做“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新时代的恺撒可能会概括说：你飞掠，你看见，你投掷下天罚。但是，你经常是对着一个或几个你有时甚至能看清楚面部表情的敌人丢下你的炸弹，你处决的对象既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在这里只缺少刺刀或斧头进入血肉时所遇到的阻力。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在镜头里求饶。这时候我总是安静地走开，让杨去做他自己的道德决定。
“魔术师”在不止一个方面都改变了我的想法：首先，没有人会在配合默契、作战舒心的情况下还对自己不同兵种的战友抱有成见。当你突袭敌人阵地时，盘旋在头顶的无人机负责为你提供火力掩护，它们投下的弹药在你前后左右的散兵坑里炸开，“魔术师”比炮兵干这事要更精准，也更克制：这种感觉就像你的伴奏乐队从铜管乐队变成了弦乐四重奏。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经常在哼那首歌：
“我们在高处和低处狩猎“
不过，严格来说，“魔术师”真正的幕后功臣是费雪少尉。杨威利因为最先想到要用无人机袭击去切断敌人补给而获得了晋升，但沉默寡言的费雪才是那个每日里监督3D打印零件和拆装弹药的技术人员，没有他那双灵巧的手，“魔术师”的超低故障率就不可能实现。
伊谢尔伦的陷落是在三月，而一月份费雪就已经死了，死于一场改装无人机战斗部的爆炸事故。一切皆有先兆。我不明白我当时是怎样错过这样明显要大祸临头的预兆的。但是对于坠入爱河的人来说，就像对于一个从不浪费时间徒劳思考自身命运的普通士兵一样，死亡永远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6 预演
回想起来，最早的预兆甚至发生在那以前。古代悲剧里总有先知或女巫向主角们预言他们的命运，这是悲剧结局真正上演以前的预演，只是主角总是拒绝把它当一回事，或者注定无法找到正确解读预言的方式，更有甚之，他们还会嘲笑那个预言者。在“魔术师”麾下有一个叫波布兰的无人机飞手，他的呼号是“阿喀琉斯”——“阿喀琉斯”，这可不是什么吉利的名字，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这样说，然后收获了对方一些气急败坏虚空索敌的人身攻击。后来我才从去年采访过他的亚典波罗那里听来了下面这个故事。当初一发巡航导弹炸塌了波布兰藏身的房屋，一整面混凝土墙壁把与他搭档的观察员高尼夫压在了下面。他冒着炮火冲到隔壁营的指挥部求助，但是他不知道他们的口令。隔壁营的人疑虑重重：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也同样可能是敌人的陷阱，因为他们的防线也同样正在崩溃之中。最后他们还是提供了帮助，但是帮助来得太迟了——或许从一开始就已经太迟了。
亚典波罗说，波布兰从前是一个爽朗的人，现在则是一个极力要表现得爽朗的人；不过可能是因为我不认识从前的他的缘故，我看不出其中的分别。在我看来，当他在酒后对我们嘀咕着“不知明日将死的乐观主义的纯粹提取物”之类人身攻击时，他才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心。他只能用爽朗掩饰心中的恶意，这恶意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原谅这个世界，也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原谅自己。无论如何，如果我更早知道这个故事，我可能就不会轻率地取笑他的呼号：阿喀琉斯，自以为没有弱点，却注定要失去最重要事物的人。如果我更早知道这个故事，我可能就会看出那是某种我自己的命运的预演。
7 语言
亚典波罗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战争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事物，人在战争面前注定要失语。他说，当他发作这种失语时，会变得就像摄像机一样，只能机械地描述杂乱无序地映入自己眼帘的影像，却无法将它们剪辑连缀起来成为一个故事。我理解他说的是什么，不过我的看法又有不同：在战场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多少语言。暴力是唯一的语言；然后，因为我们向外界倾泻了如此之多的暴力，为了保持一种绝望的平衡，在我们的心里就给柔情留出了同样多的空间。那些仅限于旁观和被动承受战争的人，他们会对一次次猝不及防降临的暴力失去反应能力，可我们作为暴力的施加方，反而渴望着能用自己的爱去捕获某种东西，也许是作为我们已经毁灭了那么多东西的补偿：在战壕里走来走去发出呼噜声的猫，一只钻进我们战术背包偷吃饼干的老鼠，从无人机摄像头里看到的嬉戏的狐狸，透过掩体墙壁上的裂缝看到的春日的天空，最后，还有我们的同类。而就像暴力一样，柔情不需要用语言去表达。在这里人们只需要长久的、舒适的沉默。林兹和布鲁姆哈尔特跟我做了三年以上的战友，我只要看一眼他们的面部表情，就知道他们正在想什么；杨一直都是一个更难猜度的对象，他经常陷在自己的思绪里，在他忽然从他在头脑里正待着的那个地方被拉回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会变成谨慎的一片空白。不过对于我和他来说，通过语言能正确传递的东西通常也很少。我一开始管他叫“教授”，尽管他礼貌地解释说，以他的资历和年龄不可能是什么教授；后来我叫他杨，再后来，我想要搞清楚他的亚洲名字的正确发音：那两个短短的音节在我的唇齿间，带着某种余温但也硬梆梆的。在这个地方，语言往往表达的是和字面上完全不同的意思。在他的无人机小队第一次被派去扫荡附近高地上的村落里的敌人残兵时，我对他说“你这次可是抢了我的功劳”，当时他的黑眼睛里露出微微的惊异；想到他可能误以为我当真为此心怀不满，我就想要拍一下他的肩膀以示友好，结果他像猫一样矮一下身子就溜走了，我吃了一惊，根本想不到他那个人也会有这样的灵巧（现在想来，这应当是曾经被许多比他更高壮的士兵猛拍后背所锻炼出的反射神经）。现在我再对他说类似的话，“杨，你这次可是抢了我的功劳”，他就只是像听到“欢迎回来”一样地对我微笑，因为他现在早就明白了，没有这些毫无营养的对白，军队里的日常就无法维持下去，而这其中的重点是，我现在是揽着杨的肩膀说这句话，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用另一边胳膊把自己的军帽取下来，像是要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落着灰泥一样，然后又重新戴上去。在这样近的距离，他的制服和军队T恤散发着战壕里的潮湿泥土的味道。他最近一直裹着军用睡袋睡在货物箱上，货物箱又放在地上挖出的一个大坑里，坑底堆积着落叶，看上去很像他本来就已经躺在墓穴里了。我们这些人看上去就像是传说中用泥土捏成的偶人，被额头上的咒符（军帽上的帽徽？）灌注了生命，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每日里只是按照别人的指令杀人。那么此刻的柔情也是出于我们自身的意志吗？还是这也是战场的环境在我们的身体里灌注的魔法？肾上腺素欺骗了我们的心和大脑？当死里逃生令我们心跳加速，我们便以为这种心跳的名字叫做爱？如果回到和平生活中，回到那个语言所能精确描述的世界里，我和他还会找到话可说吗？这种爱只能存在于战壕里，存在于这间死亡的等候室中，存在于半明半暗的地下。如果尝试用我们的语言去照亮它，它就会像只在夜间开放的白色的花一样地枯萎。如果我们企图带着这朵花回到地上，它也会枯萎。从一开始它就只可能长埋于地下。
8 圣诞
但我们确实有过一次很长的对话，那是在去年的圣诞节。一大早我们起来吃了麦片粥，还喝了真正的咖啡，这杯咖啡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我们昨夜因为要躲避安装了热成像仪的敌军无人机而不能生火取暖。杨对咖啡这种饮料向来没有什么好话，所以我们在他开口以前就让他闭了嘴——让他闭嘴的方式是一大早就在他的咖啡里掺上了白兰地。这一招对他果然很有效；对于让身体迅速暖和起来效果也同样好。
但是说实话，我和杨都还远远算不上贪杯的指挥官，也不会因为宿醉而影响第二天的表现。我们喝酒主要是为了晚上能睡得着。再说，既然在前线你总要因为这种或那种方式失去理智，那么喝醉总比发疯好一些。有人说，如果你在平民生活中没有酗酒过，那么你在军队里也不至于把自己喝成真正的酒鬼。我希望这话是真的。
敌人的炮声总是在清晨换岗前后响起，但在节日这天也稀稀落落的。如果你只用上自己的一半听觉，你几乎可以幻想这是童年记忆中的节日礼炮。有先见之明的志愿者在三个礼拜前给我们带来一些松树枝和圣诞装饰，如今那些松树枝已经半枯萎了。我们把手榴弹也挂了上去，它们看上去很像是一些彩色的松果悬挂在那里。于是这就是我们的圣诞树了。
我不信上帝，对于那种“没有人能在子弹纷飞时还坚持做个无神论者”的论调也嗤之以鼻。当然，对无神论者来说很不利的一点是，你在死后就没有可能与生前在乎的任何人重聚了。可能是因为早晨那杯掺了黑咖啡的白兰地实在带劲（我已经又给自己斟上了一杯），我居然把这个想法当着杨的面讲了出来，还问他是不是也不信上帝。他沉吟了片刻没有回答。我于是才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杨是亚裔，万一他信的是佛教呢？
没想到这个话题打开了杨的话匣子。他说他不信佛教，但确实对佛教的教义很感兴趣，最近也经常想起。他说佛教与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是佛教认为人是没有灵魂的。我问那轮回转世的又是什么？他说这就是佛教理论体系的麻烦所在：人没有灵魂，但人在此世的罪业仍然需要得到报应，于是佛教理论家们发明出了一种叫做阿赖耶识的东西，作为在轮回转世中传递业力的主体，但是阿赖耶识并不是灵魂，也不会保持恒定不变。转世后的你已经跟前世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
多么遗憾，我说，原来我听说的那些“相爱的人们在来生也会相互寻觅”的故事都不是真的。人明明没有灵魂，却还要为自己犯下的罪孽负起责任，你们这可就比基督教的牧师们还要过分了。说完我快速地计算了一下：按照这种理论，来生的重聚是没有的，来世的清算却是实打实存在的，只不过被清算的似乎也不再是犯下罪过的那个人了，真正的罪犯似乎趁着死亡的间隙而偷偷逃逸了。好吧，也不是完全不划算。
还有更离奇的理论呢，杨耸耸肩说。不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世界是我们各自的阿赖耶识幻化出来的。所以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有人看到的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有人看到的却是血河地狱。这都是因为每个人“业”的不同的缘故。
我想到了我们身在的这个血河地狱于是忍不住嗤笑一声。那么你如何解释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相同的呢？
这是因为不同人之间存在“共业”，他低声说，战争是最大的共业啊。
我沉默了。好吧，这可就难以反驳了。恐怕到头来我们确实是被我们共同的血债联结在一起，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那么这可真是一条颜色美丽的血河啊，我扬声说，装模作样地鞠了一躬。请问我可以在你的血河里游泳吗？
很遗憾，我们各有各的阿赖耶识，也就各有各的世界，杨说。根据佛经说，这些世界的关系就像是同一个房间里有无数盏灯，互相照亮但不相妨碍。如果其中某一盏灯熄灭了，那么整个房间也不至于黑暗下来。
他不会想知道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的，我想。我今天已经从杨这里摄入了足够多奇奇怪怪的理论，但是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他内心在想什么。而这好像充分解释了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心性既不热烈也不冷淡的人：既不热烈，也不冷淡，而只是温和。或许就像他说的那样，人各自生活在自己的意识泡泡中，我跟他从来也没有真正进入彼此的世界，在他死后，我们更是像地面上的小孩跟飞走的气球那样彻底失联；但与此同时，我和他又确实被共同的罪孽所联结。或许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这种柔情确实是我的幻觉。在战争中根本不可能有爱，只有痛苦和毁灭。我们不过就像两个六岁的孩子在电闪雷鸣的晚上会想要偷偷地拉手一样。而我要不带羞耻地说，这是我确实做过的，在那个铝热弹像星星一样落下的晚上。我还没有讲起过那个晚上，它发生在圣诞节一个礼拜后。
9 白夜
每个看过铝热弹落下的视频的人都会用各种比喻说它很美：像头顶纷纷堕下的星雨，像光的种子洒向夜的土壤，像夏夜燃放的苍白的焰火，像圣诞节飘落的雪花。只有在它落下时头顶没有遮盖的人才知道，它会融化你的血肉一直到骨头和内脏；也会把装甲车的金属表面熔化出一个大洞。它甚至能够烧灼到地下一米深。它燃起的火即使用水也无法浇灭；急救包里的烧伤药膏也只能加剧伤者的剧痛。受了这种伤但又没有可能被送去战地医院的人，往往我们就只能在他的惨叫声中，最后给他一枪。
当你不得不给自己战友一枪以便结束他的痛苦，那可一点也不美丽。但是在享受着和平生活的后方城市里，人们还是会继续形容铝热弹的视频就像“星星坠落的夜晚”。我想人类是无可救药了。即便我们以后住到宇宙里，用宇宙飞船交战，另一个星系的人在看到夜空中飞船纷纷化作火球时应当还是会说：“看啊！就像天上在放烟花！”
不过又能说什么呢？就连我们自己人当中也有不要命的乐观人士，正在我们藏身的学校宿舍的窗口用手机拍摄视频。那是杨手下的一个叫派特里契夫的大个子。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手忙脚乱地把窗户和墙体的缝隙堵好，不然我们就只能像一些可悲的老鼠一样，被燃烧弹造成的烟雾熏得只能走到室外自寻死路。现在我们已经安顿下来，就只能在遍地玻璃碎片和瓦砾的地面上清理出一些地方来躺下，等待这阵致命的流星雨过去。在炮声的间隙，能够听到敌人的坦克在城市的另外一头轰隆隆地移动。窗外淡淡的苍白光辉时不时照亮周围的一张张脸。那些脸上有疲倦，恐惧，也有惊叹，和无动于衷，就像一群小孩子在入迷地注视着正在燃烧的城市。所有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钻地弹、温压弹……无论我们是否能活下来，整个伊谢尔伦将会从地球表面上被抹去。
“表面美丽的东西，实际却是丑恶的。”我听到自己在说。一定是我内心的喃喃自语被我说出声来了。听到我的声音，杨握了握我的手。他总是非常平静。也许他的那套佛教理论对他确实有帮助？这个世界不过是幻象，什么的。如果给人以希望的、美丽的事物不过是幻象，那么残酷丑恶的事物也一样。我能看出这确实给人以某种安慰……
“倒是要感谢帝国点燃了整座城市来给我们取暖哪！”我扬声说道。我听到零零星星的笑声，虽然不是我期望的哄堂大笑。“现在就被吓倒了的人，下半辈子听到烟花爆竹的声音都会害怕吧。”我可能有些虚张声势，不过这虚张声势的成分很快就被传递了一圈的劣质白兰地酒瓶所补足了。在身体暖和起来以后，人便像被螺旋钻松了的酒瓶塞一样，逐渐开始有说有笑。是的，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从此注定要在看到和听到放烟花的时候恐慌发作了。在胜利日（如果还会有胜利）流光溢彩的夜空下，他们（如果他们还活着）会颤抖，浑身发冷，忘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燃烧弹看上去和听上去都像烟花，而烟花也同样像燃烧弹，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能让哲学家们大谈其表象世界的东西，可惜我已经逃掉了我大部分的中学哲学课。我用胳膊肘捅了捅杨的肩膀。“再给我讲点你那些奇怪的佛教理论吧。”
“唔？这是我最近经常想起的一个。有一种禅修的方法叫做‘不净观’，就是你想象一个十分美丽的人其实也不过是一具臭皮囊包裹的肠子、粪便与血液的组合。据说坚持这样修行以后，就很有希望大彻大悟，看透生即是死、色即是空的本相。我读过的那本书上说，认为一个人美丽不过是一种概念，如果执着于这种概念，就会被它捆缚成结。”
“你是因为今天的气氛格外愁云惨雾所以要讲自己戒色的悲惨故事来娱乐我吗？”我取笑他说。他声明这个故事与他本人无关，然后说还有另一种修行叫做“白骨观”，想象活人是一具白骨。他又说，他最近才意识到，这些修行都是教人想象人的本相本来就不过是一具尸体罢了，他不知道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与我分享这样阴郁的想法，说实话，这很不像他；但最近几天他清闲得很，零下20度的严寒导致无人机涂了防冻液也无法起飞，所以怪不得有时间想这些。可能因为酒瓶这时候已经传过了三巡，将近要空了，于是我也开始附和他，说眼下活人不过是行走的尸体，甚至不敢走到太阳下面来，而死人反倒躺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在光天化日之下腐烂、膨胀和分解——这就像死人在死后还在继续成长，活人反倒无路可走了。佛教真是不可思议的宗教，我继续礼貌地恭维说，基督教就从来没有人想象过耶稣的尸身可能也会腐烂。耶稣复活时身体上原样保留着死时的伤口，唯有如此才能证明他作为人子的肉身是真实的，但是在那三天里，他一点也不曾腐烂。杨同样礼貌地在酒杯上方提醒我，这可能是因为佛教是诞生于热带的宗教，在那里想象任何人的肉体像水果一样腐烂是十分容易的，而在干燥的沙漠里就不然了。说到这里，话也差不多说完了。虽然炮声彻夜未停，最后酒还是让大部分人都昏睡了过去，而在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我还活着，第二件事是我还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在我的脑海中，两具白骨的指骨仍然掺混在一起的画面短暂地闪过了一秒，然后我为自己的幻想感到羞耻。现在我不会再为此感到羞耻了。
这天晚上我们说过的话就像一切醉酒后的争辩那样被我忘得干干净净，直到他也被装进密封棺材的那一天。我检查了三次，直到我确认没有人能够打开它。
10 气味
我年少时做过雇佣兵，那不是一段令我感到自豪的岁月，但是我从中知道了每场战争在开始时的气味可能是不同的。热带雨林、沙漠和冻土是不同的，但到头来它们都会变成同一种气味，浓重的血腥气味，浓重得就像一堵墙，你撞在上面头晕目眩。你以为你早就习惯了这种气味，可是有一天，你意识到这个人的血涂满了墙壁，这个你愿意为他付出生命的人。
我对那三天的记忆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我始终记得他的血的气味。
这种断片一样的记忆令人感到恼火：就像你想要狠狠地捶一下墙的时候，拳头却陷入了软垫。这可能是炮击导致的脑震荡后遗症，也可能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我记得我在失去知觉以前想，这是温压弹，这应当是没有错的。这下子可真的要亚典波罗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写讣告了。我还记得我想过，我不该因为不放心而把杨带在身边的，而是应当让布鲁姆哈尔特先行带他突围：跟营指挥部在一起很可能只是增加了危险性。在温压弹和钻地弹都用上了的情况下，地下掩体也不过是一座集体坟墓罢了。我们等啊等，可是没有等来撤退命令。
是密闭空间内的刺鼻血腥味把我唤醒了。胸部针刺一样疼痛；我还能感觉到疼痛，这说明那颗温压弹没有扔准。我试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双腿无法活动——一定是掩体坍塌的时候把我压住了。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半坍塌掩体内的黑暗，然后——
上帝啊，我说。
我记得我那时想，我听起来就像是个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新兵。那让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怒火。我更加努力地试图从压着我的无论什么东西下面挣脱出来，甚至为此扯断了腿也在所不惜，可是毫无效果。胸部的疼痛从针刺变成刀割，半边身子变得动弹不得：弹片伤到了我的肺部，我有可能已经发作气胸了。我在身边摸来摸去，没有摸到急救包，它应当已经跟我的其他装备一起被炸飞到数米之外了。我把两根手指插进伤口，权当作止血和防止更多气体进入肺部的急救。
那不仅仅是他的血的气味，我想，也是我的。我们的血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我不久以后应当也要死了。这让我感到轻松。
我应当是昏迷过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醒转。我们挨了那一炮的时间在下午，现在可能是傍晚或晚上了，因为我冻得直发抖。在晚上他们通常不会对阵地发动突袭，那么我暂时没有被俘的可能。天气是真的非常冷，那股浓郁的血腥气被夜风吹散了一点，但我还没怎么闻到尸臭。他离我只有两到三米的距离。我一向以大胆无畏自诩，但我没有勇气向着他的方向转过头。
在我以前待过的特种部队里有个说法，说几天或一个礼拜内就要阵亡的人，你往往能提前在他们身上闻到尸体的味道，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行走的死人。在战事不利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更频繁地发生，可能是因为你的嗅觉因为高度紧张而变得更灵敏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杨的身上闻到过这种味道。他闻上去疲倦，需要洗澡，有火药和烈酒的气息，也就是说，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从前有一次我故意把手撑在他旁边的墙上，缓慢地靠近他，体会自己心跳轻微加速的感觉，而他认真地回看向我，了无笑意。那时候他头发里还有一种有点像是苦艾的气味，可能来自战壕里的野草。但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闻到过恐惧的味道。
我闭上眼睛。事后想来，那可能是高烧带来的幻觉，因为我正感觉到从身边缓慢腐败的尸体上散发出的热量，这热量正在流向我的方向。即使我紧闭双眼，我也能在黑暗中感觉到它的存在：像透过红外热成像仪看到的景象，一个太阳一样红彤彤的人形，靠墙坐着，轮廓边缘是岩浆那样闪亮的黄色。这让我同时感觉到恐怖——和爱。死者的爱。在那种人会被冻掉手指或脚趾的夜晚，驱使我们拥抱在一起的爱。当他起初谈起要在伊谢尔伦周围建一道无人机防线——最后因为资源不足而作罢——他对这座已经被轰炸成月球表面的城市的爱。当他后来试图联合我向上级打报告，说伊谢尔伦已经不再有继续坚守的意义——他对那些他想要保护的人的爱。这一切爱最后没有通向任何地方。只有死亡。
黑暗中，猩红色的热量在流淌。我重新感觉到暖和起来，但温暖我的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怒火。我想要活下去，去控告某个该为这一切负责的恶棍，去复仇，或者仅仅是为了带走另一条同样该死的生命。这一切不能就这样结束。他不能就这样结束。他还在温暖着我，而我还在围绕他运转，就像围绕一颗已经死去的恒星。
第二天一切都糟糕多了。我是说，我和他的情况都糟糕多了。尸体的那股气味越发浓烈、甜腻，令人窒息，像一张面具那样紧紧地按在我的脸上，而我的呼吸本来就已经相当困难了。我仍然没有移开插在伤口里的手指，能触摸到自己的肺毕竟是很难得的；但是每一次在失去知觉的黑暗边缘，我都希望自己下一次不要再醒来了。
在清醒的时刻，我试着思考了一下是谁导致我们的阵地提前失守的。我没有成功。我最多只能机械地注意周围的一些东西，这样才能把我的注意力从尸体的气味上转移开。一开始我留神的是炮声。这不仅能转移注意力，而且有用，可以用来测算敌人的距离，但我连这样的能力也失去了。我只能注意到炮击的频率：有时候两声炮响之间只隔着一两秒，有时候却隔了好几分钟。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炮声之间的寂静。这就像等待楼上的另一只鞋子落下来那样，本身就足以令人发狂。
后来我又在掩体的墙缝里发现了一小块天空；夜里的风就是从它这里吹进来的。是不是不可以这样说：我发现了一块天空？毕竟这并不像小孩子在地上捡到了一小块玻璃碎片。但是那块天空的确很像玻璃，一块有些脏的浅蓝色玻璃，它无视地上所有这些炮声、爆炸、死去和快要死去的人，而自顾自地显得很是愉快。上一次我看到这样愉快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那天刮着很大的风，有人向那口湛蓝色的深井放飞了一架无人机。他用平静而愉快的语调说：“干得好。”严格来说，我的军衔比他高，可是每次放飞侦察无人机确认战果以后，他都是那个对我们说“干得好”的人，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天空就是这样让所有人都感到愉快的东西。
我不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被一具尸体缓慢地毒死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死法。显然我会先失去神智。也许我们会一起腐烂掉，化作污水……
第三天……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活到第三天的黎明的。实际上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那可能更好。我张开嘴巴，呼叫部下们的名字。他们没有一个人回应。
天空既不谴责，也不宽恕。它只是存在。如此强烈地存在。而尸体的眼睛也一样。是不是有人说过，如果你不在死者死后六小时内合上他的眼睛，那眼睛就无法再合上了？
所以我和杨正一起注视着天空。或许。
再后来，有人来了。开始挖掘这片废墟。弯下腰挖掘，再后来是跪着。我们的阵地已经失陷了，所以来的应当是敌人。除了对他们遮住了天空的淡淡抱怨，我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氧气面罩被扣在脸上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回到了活人的世界。
“先寇布中校，醒醒，”有人说，“不要睡过去了。”又有人说：“你是跟自己人在一起。”——所以他们最后还是派出了预备队收复阵地。我睁开眼睛，又看到那片天空，可是此刻它只是天空了。天空只是天空，正如杨威利也只是杨威利，他一直都是要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发生。杨本人也曾经想要尽可能温和地让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没有去听。
我最后还是松开了他的手。现在他才真的死了。
他的存在和我头顶的那一小片天空一样，最后强烈地闪烁了一下，然后彻底地消失了。我跌入黑暗里。
11 遗言
我的军衔比杨高，所以理论上我是可以找到理由拆看他按照军队规定事先写好的遗书的。但是我知道他有亲属，一个养子；我从来不认为那有可能是写给我的。
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随身佩戴的十字架或者护身符。没有个人喜爱的随身武器。最后他就只给我留下这个梦。
梦里我们还在伊谢尔伦；那是1月份我们驻守在某座民宅的时候，当时帝国军队已经进入了市区。你们只需要守住这个街区48小时，上级向我们承诺说。在我梦里出现的应当是这个地方，但是它已经跟无数座类似的、后来都被炮火摧毁的灰色房屋混在一起了。天下着大雨，又是没有可能出动无人机的一天。机枪发出的清脆哒哒哒哒声与雨声混在一起。灰色的雨水没有窗玻璃可以舔舐（它们早就被爆炸震碎了），于是都流进屋里来。我不认为我们住在那座房子里的时候曾经下过雨。
我走进房间。杨不知什么时候从厨房柜子里找到了茶叶，甚至还找到了一套骨瓷茶具。在这座房子右侧大约15米的另一座房子里，帝国的机枪手正在向我们射击。但是杨站在窗口，若有所思地抿了一口他的红茶，望着远处夹在两座摩天大楼骨架间的灰色天际线。
“你不要命了，”我说，有些粗暴地想把他从窗口拉回来。但是杨只是耸了耸肩。他说：“你知道这些已经伤害不到我了。”
我对此无话可说。
“你早就知道我们会有这一天，”杨温和地说，“你只是不愿意去相信。”
我对此还是无话可说。对归来的幽灵你又能说什么呢？雨水啪嗒啪嗒地滴着，一直流淌到我们的脚下。我下意识地低头去看那濡湿了我的脚的是不是他的血。
“直接害死你的是第14炮兵旅的霍克，”我忽然说，“他不仅临阵脱逃了，导致我们失去火力掩护，而且他为了掩盖真相，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
“那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杨说。
我们的对话尴尬地冷场了几分钟。直到杨放下茶杯，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很抱歉，华尔特，”他说，“我真的非常抱歉。”
我醒来了，嘴里是泥土的苦味。
12 为谁而死，为谁而活
我最后还是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不止一次来过海尼森的军事公墓。较之上一次的所见，这里肉眼可见又扩建了，据说是用低价买下了不少周边地段的地皮。即使是对于一场自称正义的战争，它也实在是堆积了太多的尸体。而如果有一天尸山堆积得足够高的话，那么正义的洁白十字架也可能会从山顶跌落下来。但我不是杨。我不认为我能够预卜那会在哪一天、以何种形式发生。
尤里安·敏兹带我参观他养父的坟墓。当我还在医院里的时候，他曾经写了一封非常动人的信，向我打听杨在军队里是什么样子，而这种纯洁的悲恸在当时令我感到恼怒。我在病床上写了一封十分粗暴的回信，说他想必不能理解他那位温和良善的养父在战场上是如何操纵无人机向活人投下破片弹药的，而如果他不能理解，那么还是不问为妙。我很快就为自己的暴戾无礼行为后悔了。感谢某位战地记者的从中调解，尤里安同意忘记我写过那封信。我怀疑亚典波罗没有少煽情什么“你看，这位可敬的中校从未走出战友阵亡的阴影”，但是他叫我闭嘴，让他来处理这件事，而我也就那么做了。
跟尤里安交谈有一点点像跟我疏远的同龄女儿交谈，除去他对我要宽容得多：一个哀悼者能识别另一个哀悼者。我们就像那种戒酒互助小组的成员，对彼此因为心存感激，所以有求必应。现在为了让尤里安满意，我甚至可以熟练捏造出“杨威利说，在战场上最困难的事就是保持忠于自我”的格言。更黑暗的回忆则留在我的心里。
眼前的山坡上，一排排黑色花岗岩墓碑整齐划一，甚至连金色铭文都是统一的格式，仅仅言简意赅地告诉你死者的年龄、军衔和阵亡地点。杨威利少校，33岁，亡于伊谢尔伦。在墓碑正面所有人都是整齐划一地死于军令，死于被上级的命令派到了某个地方，只有墓碑背面的内容才留供遗属们进行更个性化的选择。据尤里安说，最受欢迎的是《约翰福音》里的一句话：“人为朋友舍命，没有人的爱心比这个更大的。”我想我相当能够理解这个统计结果。无论战争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到头来，我们都需要相信我们付出和夺去生命是为了爱。
尤里安带着我转到墓碑背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到头来，我还是选中了一句能代表我自己心情的话，而不是能代表他的……”
我读着那行金色的诗句：
“或许，没有谁在从所爱之人的坟墓旁离开时，不怀着轻微的希望，希望还会在什么地方遇到他。”
而尤里安的声音还在我耳边继续。“难道不是吗？当我现在站在这片公墓里，我仍然能看到他像上一次休假回家时那样，穿着黑色军装上衣和白色长裤，从两排墓碑中间走过来，风吹着他的黑发，而花瓣从他手里那束白色菊花上飘落下来……”
这种感觉就像有人在我的胃上打了一拳。他仍然能看见那个柔和美丽的幻象，而我已经看不到了。佛经上说，不净观是胖胀想，青瘀想，血涂想，脓烂想和虫啖想……
世界上只有一种死亡，那就是痛苦和丑恶的死亡。
我从未见到过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本人，因为当我躺在海尼森医院里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海尼森大学历史系当助教了，而是上了前线；但是尤里安把她的社交媒体账号给了我，我们之间有时候会互发信息。根据尤里安高度委婉的表达，在她和杨之间曾经像是有些什么，但是因为战争的爆发而没了下文。那些严肃、善良的人们不想给彼此带来太多痛苦，于是他们选择互相错过而非及时行乐，我想我能够尊重这一类19世纪绅士淑女们的戏码，并且为这个结局暗自感到庆幸，当然是出于我自己的私心。但是美丽的菲列特利加曾经对我说过一段话，这让我对她肃然起敬。
那是在她发信息告诉我她所在的小队刚刚放飞了一架叫“魔术师”的攻击用无人机以后。在有些无人机部队里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用阵亡战友的呼号给无人机命名。这让我感到一种阴郁的满意心情，于是我简单地回道：
“狩猎愉快。”
她回复说：“但为他做这些还不够。”
我表示同意。最好帝国连同他们的瓦尔哈拉一起被血海淹没才好。
她说：“如果我还能活到战后的话，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保持沉默了。在战前，我们容忍了政客们的那么多虚伪、腐败和谎言……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将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也将是为了那些在战争中死去和牺牲的人而活。到了那一天，我将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真相：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没有人有权利只为自己而活。”
我脱帽致敬。我能说什么呢？这个国家还是有未来的。
13 抑郁
但是我看不到我为杨威利而活的那个未来；我只能看到我为他而死。
可是让我保持诚实吧。我早就错过了为他而死的机会。
躺在病床上，逐渐恢复健康的时候，我有时会思考如果当初那发温压弹打准了会怎么样。我不记得我最后见到的活着的杨是什么样子了，在战场上，能记得这种事是一种奢侈。但那有可能是营指挥部里他的背影，他盘腿坐着，被大大小小的电脑屏幕半包围着，在实在苦恼的时候，他就挠着他后脑勺上乱蓬蓬的黑发。从我站着的角度，我经常看到的他就是这个样子。我想象在某个时刻，所有屏幕上的图景一同变作雪花，他甚至来不及向我转过头——在那一刻，我和他会一同死去。与我们的死亡几乎同时，在某个注视着我们的沉默神灵眼中，在一个无限延长的瞬间，我们的尸体被高热和能量剥离皮肉，我们的脸会先成为干净的白骨，后成为烧灼得焦黑的骷髅。然后那个瞬间结束，世界继续运转，我们的尸体被炸飞在伊谢尔伦月球表面般的废墟上，我的血混着他的血，涂抹在他爱过的城市上。这个场景带有某种纯洁的意味；我发现自己经常回到这段想象的轨道上，不带任何情感，只是一遍遍想着它。
心理医生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杨的死，是因为我没能得到亲手埋葬他的机会。尸体仍然跟你在一起，她说。肯定要有人以为我是大惊小怪，毕竟我经历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在我们的营里，有人曾经在一次炮击后发现自己手里正握着战友的内脏；我还听说另一个倒霉家伙在我们某次收复伊谢尔伦附近村庄的时候，在大路上的坦克残骸里发现了自己指挥官烧得黢黑的尸体。我的经历跟他们没有区别，只是尸体确实仍然跟我在一起。我现在既不是为他而死，也不是为他而活，而是……我仍然跟他在一起。我们一同经历这个腐烂和分解的过程。总有一天，腐尸会化作白骨，白骨会化作微尘，而微尘被风吹散；到那个时候，连我们的罪业也会化作虚空，到那个时候，那发温压弹才真的追上了我们，我们被罚经历的漫长地狱才真的结束了，我们将在彻底的虚空中重新相遇。
14 接受
（在杨威利的私人文件中被发现，写于秋天从伊谢尔伦回首都休假时）
……我回到了海尼森。感觉就像宇航员从另一个星球回到了地球的重力环境下，那种持续不停的炮声施加在鼓膜上的压力忽然间消失了。这里的人们的脚步是轻快的，没有秋季沼泽地里的泥泞随时准备把他们笨重的军用靴子和冲锋枪往地下拖。咖啡馆和鲜花店里早早亮起了灯火，黄昏时分的桥上仍然有人穿着运动短裤在慢跑。我一定曾经是在这个星球生活过的，可为什么它变得那么陌生了呢？
三月兔亭的洗手间镜子里映出的那个人也同样陌生；尤里安向我保证，军装真的很适合我。我笑了一下，机械牵动我的嘴角。我的道德水准还没有下降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我会把下面这个我内心正在纳闷的问题当真问出口：
尤里安，将来你会在我的葬礼上挂起我穿军服还是便装的照片呢。
我的味觉应当也在另一个星球发生了改变，因为此刻三月兔亭过分浓郁的牛肉汤汁让我感到轻微的恶心。我将这归咎于炮击造成的脑震荡的后遗症，而脑震荡正是我得到这次宝贵的休假的原因。过去这里曾经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餐厅。
我低头看向自己拿着刀叉的手。我以为我的双手开始发抖了，可是实际上没有。在战壕里每次都是这样的，别人以为这显示了我的勇气，实际上这只是因为我的身体早已与我麻木的大脑脱节了而已。当我在前线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还留在海尼森，还坐在我的书房里；而现在我回到了后方，我的身体好像还留在前线，还在像受惊的林间野兽一样，徒劳地等待着躲避下一次炮击。
在战地经历了整个夏天以后，我的手在手腕以上突兀地晒黑了，看上去几乎像是两只在血泊里浸黑了的手。在手背、指节和虎口上分布着一些细小的伤口，因为我总是如此笨拙和容易弄伤自己，这在一开始总是遭到战友们的嘲笑，不过后来连这也过去了。像被海盗绑架的商船水手一样，我终于被我的新家庭接纳了。而他们再也不会放我离开了。
餐厅里正在播放这样一首有些忧郁的歌：
“我过去所有渺小的计划与安排
如今都遗失了就像被忘却的梦“
关于我的军装，菲列特利加也说了跟尤里安差不多一模一样的话。然后她郑重地向我们宣布，等这个学期结束她也要去报名参军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要劝阻她；与此同时另一个我又感到有些开心，因为说不定到时候就终于有一个人能理解我现在的全部感受了。一言以蔽之，我表现得相当自私。想到自己可能是越界了或者没有充分尊重她的选择，我最后也没能把我的劝阻说出口。
“我的直觉是，你会是个非常出色的军人。”什么时候我有资格制定评判军人的标准了？
“谢谢。”她说，眼睛笑得弯弯的。而我只能闭上眼睛不去看这个笑容被叠印在遍地弹坑的战场上。
我不再是平民，任何曾经下令杀死他人或把他人派去送死的人都不再是一个平民了。我再也不会是原来那个人了，自从有一天我看着伊谢尔伦的地图，忽然明白了这场战役从来就不是关于总参谋部嘴里伊谢尔伦作为交通枢纽的战略意义，或者它有什么万万不可以陷落的重大理由。总参只不过要利用这个地方的名头吸引尽可能多的敌人在这里绞肉罢了。我能看出他们的意图，却无法跟他们看到相同的前景：我很怀疑在尽可能地杀死了最多的人之后，当真就能创造出战争的转折点。
当然，多半是我错了，他们对了，毕竟他们才是专业人士。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说伊谢尔伦是陷阱，那么我们这些被下令死守伊谢尔伦的人就是诱饵和牺牲。在总参的眼里，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群有苍蝇在围着打转的死人了。
这个真相在每一天早上伴随我醒来，又在每一天晚上伴随我睡下。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恐惧，因为我不能用我的恐惧去打扰那些关心我的人，更不能用我的恐惧让我的下属们感到不安。然而不是我在挖掘真相，而是真相在从内部挖掘我：它逐渐变得像那只即将从蛹中振翅飞出的蝉，而我变得像是那个留在原地的蛹壳，其中空空荡荡。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看破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他们当真没有看到那正在空中盘旋着的复仇女神的苍蝇吗？就连我的上级先寇布中校，我周围的人当中最聪明的军官，似乎也对我们已是死人这一点毫无觉察。是因为我是历史学家，所以我才分配到这个卡珊德拉的角色吗？也像卡珊德拉那样，我一次次欲言又止。不过我想等到冬天的时候，等到地面上堆积了同样多的尸体与落叶的时候，大家也就会发现了。
杨威利中尉，现在你从近距离看到了历史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了，你可还喜欢你看到的东西吗？
一个声音在我脑内有些嘲笑地问。听上去有一点可疑地像是先寇布中校的声音。
我已经接受了我自己的死亡，我回答说，我也禁止自己相信任何我爱着的人能够在这场战役中幸存下来……
……而那也包括你。
（文字在这里意义不明地中断，又从另一页上开始）
……我不得不喝很多的酒来忘记我在周围每个人脸上看到的死相。
像在我之前的所有人那样，我非常遗憾地发现，通往正义的道路也同样是用尸体铺成的。我们这些历史学家，我们谈论微观史学，我们说历史不仅仅是全景镜头，它也是近景特写，我们想要让历史的铺路石也能开口讲话。与此同时我们仿佛从未想过，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们也是这样的铺路石。更可怕的可能是，作为铺路石仍然在仰望天空。我回想起过去研读过的每一份普通士兵的口述，每一纸下级军官的汇报，每一篇“来自前线”的新闻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也会怀着同样的对死者的怜悯，从故纸堆中打捞起我吗？届时我的证词将像落叶那样干枯，无力传达我的所思所想。
有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像是我同时能看到每一个景别上的战争：从无人机在空中鸟瞰的全景，冒着硝烟的伊谢尔伦那月球般的弧形地平线，到炮口吐出的火舌的闪光撕裂了白烟，再到侦察兵从背后悄无声息拔出斧子的半身剪影，最后是那些倒在地上正在死去、已经死去的人的脸。这可能正是历史学家理想中的那种历史，它同时存在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就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来说无关宏旨，对这场战争涉及的每一个人来说生死攸关。但是我忽然明白了，即使我能够活下来，我也无法做到把我看到的这一切写下来。同时用上帝视角和受害者视角去看待战争，同时处于历史之上和历史之下，这对人类的心灵来说是一种暴力……
这就像历史最终把历史学家摧毁了。
然后我又想，甚至我也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自己被摧毁的人了。“过去的历史学家心脏狂跳着带来的喜讯或许在他张口的刹那就已消失在空寂之中……”
（文字再度中断，下一页上仅仅抄录了克拉考尔的一句引言）
“电影中的面孔倘若不能令人联想起其下的骷髅，那便毫无价值。这场骷髅之舞，究竟出于何种意图？迄今无人得知。”
（另起一页）
……跟尤里安进行了最后一次坚决反对他去参军的对话。最终我成功地让他向我保证他绝对不会在大学毕业前就做出这个决定。
我错过了你的高中毕业典礼，我错过了你的大一开学典礼，现在你还要我错过你的葬礼吗？我听见自己拿出家长派头痛心疾首地说，但是倘若我不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尤里安还是不会信服的。他甚至反驳我说：甚至连你都能在前线干得很好。我张了张嘴，可是说不出话来。
确实，我从未想过我会这样成功地融入了军队这个系统。就连那位一开始对我说话含讥带讽的先寇布中校，最近我们也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了。在这次我临行前，也许是我的错觉，他几乎显得有些恋恋不舍。在伊谢尔伦，人与人的每一次见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总的来说，我在先寇布身上看到一位富于军事天赋的职业军人，尽管务实地接受了战争的日常的残忍性，却仍然正直到足以从这一切当中感受到痛苦。他跟我一样明白，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不能把战争留给我们的孩子们，战争不是可以像姓氏或者遗产一样被继承的东西，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就这样死去，不然下一代的年轻人们就会占据我们的位置。
……也许这一切只是因为我急于想要从他身上看到我自己。
我的24小时休假行将结束。不到六小时后尤里安就要来叫醒我，我就要去赶火车了。随着出发时间越来越近，自从回到海尼森以后就一直笼罩着我的那种冰冷的疏离感逐渐从我身上消失了，我的思维和感情都重新变得活跃起来。我开始预计到明天下午我会收到怎样的报告，前线有哪些阵地会易手；以及，在这段时间内会不会有人死。我看了一眼书房里的古董时钟，在心里快速地算了一下轮班时间：不知道在正夜色沉沉的伊谢尔伦（那个唯一真实存在的星球），先寇布和其他人是否还醒着。在战场上，有时你一天能睡五小时，有时是一小时，还有时候一整天你都没有机会合眼。我拿起手机，给他发送了一条信息。
“还在？”
屏幕马上闪烁了起来。
“我永远与你同在。”先寇布用他特有的那种有点过度戏剧化的殷勤口气回复说。就好像在他这个人的表白心迹中就包含了对表白心迹这件事本身的讽刺：一种狡猾的阅后即焚。如果不是你的手指的确被灼伤了，你无法证明那摇曳着的烛焰确实曾经飘向了你的方向。
而我微笑了起来，对于这一个死人向另一个死人所轻易许下的承诺。在战争中生命过于短暂，即使是他也来不及毁誓。我想我还没有完全接受我的死亡，因为我仍然能感受到与另一个人相互连接的快乐与痛楚。
“我也是，”我敲出这些字，“我也与你在一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