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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n Name ist kein Schicksal.
A name is not destiny.

1944年10月10日，柏林，米特区拘留所。

监区如四脚倒扣的天，灰黯黯的。牢房墙壁污渍斑斑，脱落的墙皮下，安娜·莉泽洛特·布兰克脸上蒙着块打满补丁的羊毛围巾，睡得正酣。

这间囚室统共十数人，男女老少皆有：聚众斗殴者、赌鬼、卖春者、盗窃犯……以人口统计学而言，最后一类人兴许占大多数，安娜不幸地位列其中。事实上，她是个中“翘楚”——前夜（也是她进来的第一晚），“锁匠”想摸走她大衣口袋里那枚金怀表，被她闭着眼睛抓了个正着。

她一边把“锁匠”的手指一根根往后掰，一边打了个哈欠。操着口咬字含混的德语，一字一顿：“Keine nächste Mal. (No next time. *in German)”

于是满屋子“德意志人的败类”立刻知道了，这个身材矮小、一头稻草色金发的小耗子 (Ratte) 绝非看起来那样好打发。安娜·布兰克顺理成章地霸占了囚室的西北角，枕着那块老去的血痕睡去。周围一米是无人踏入的雷区。

柏林的天空从西墙顶部的气窗投下一线惨白的光，隔着补丁的缝隙，安娜的眼皮跳了一下。她听见走道里传来皮靴踩踏地砖的声音，列队式的整齐划一。放饭了？她一把扯下脸上的围巾，如山羊般蛮横地窜到门洞旁，满不在乎地挤开了原本坐在门边的“锁匠”。

——谁管他。她蹲局子就是来吃饭的。

铁门呻吟着从外面打开，安娜一眼便瞧见了看守帽檐上毛了边的银色星徽。

“谁会法语？”

投机者们噤若寒蝉。没人会在当前时局下承认自己懂敌国语言。

“锁匠”揉着屁股站了起来。他瞄了眼看守提着的柳木篮子，慢吞吞地咽了口唾沫：“长官——我想，那个村姑会。我昨晚听见她说梦话，咕咕哝哝，不像德语。”

安娜狠狠捏住了衣兜里的怀表，表链勒得她指节生疼。牧羊人的眼窝转向她，狐疑道：“你会吗？这位…小姐？”

“un peu（a little, *in French）……我是说，Nicht sehr viel (Not much, *in German)，长官。”

** **

安娜眼巴巴地瞧着大头兵给囚徒们挨个儿分发菜汤和黑面包，而她不得不被领头的看守夹着胳膊，穿过阴暗迂回的走道。空着肚子。右转，再右转，第三次右转，上楼。安娜耷拉着头，没心思去认路。

离她上一顿进食已经超过了二十四小时。

终于，她停在了一扇陌生的铁门前。看守扶正了他的大帽檐，中气十足道：“Sturmbannführer von Kleist!（冯·克莱斯特少校！）”

“进。”

安娜被人从背后搡了一把，跌跌撞撞地摔进了那方光线昏暗的密闭空间——审讯室。

饥饿的眩晕极不合时宜地袭击了安娜。少校——爸爸也是被名字里有von的少校带走的！可是为什么？她长得并不像犹太人……

眼前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高筒皮靴，安娜努力半撑起身子，小臂发软。她不敢抬头看那双军靴的主人。

“Votre nom? (Your name? *in French)”

“An、Anna Liselotte Blanc……”安娜打了个冷战。因着他的发问，她下意识用家乡的口音回答了他的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混血名字。”那人嗤了一声，军靴的根部在地砖上用力敲了一下，“清白吗？”

“少校大人，她昨天刚来，因为偷面包被举报……”

“行了，先用着吧。”一只手隔着黑色皮质手套扯住了她的发尾，于是她被迫对上了那双比深海更蓝的眼睛，“听好，小女孩。我马上要审问一个说法语的商人，你的任务是把他的回答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用德语。”

一个小时后。

安娜坐在同一张审讯桌前，得到了她的午餐。黑面包以及炖牛肉汤——肉！她都快不知道肉的味道了。

可惜，现在她无福消受。炖至糜烂的肉渣漂浮在猩红的汤汁表面，让她联想起了十分钟前审讯室里的“光景”。

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爸爸被送到北边的营地之后，从来没寄回过一封信。她现在什么也不想吃了。

安娜按住胃，偏头干呕了一声。

正这时，始作俑者推门而入：“你最好已经忘了刚才听到的东西。”

她深深埋头，不自觉地发抖。

帽檐上有骷髅图章的恶魔踱到了她身后。他俯身靠向高背椅，屈指敲了敲桌面：“你的德语像个法国乡下人。说，‘服从’。”

安娜闭着眼，颤声道：“Gehorsam...”

“不，不对。舌头放平。像德国人一样。”他冷酷地打断，“从明天开始，我教你怎么说话。”

** **

1944年。随着盟军从西线一寸寸蚕食帝国的领土，柏林的谍报活动也日益猖獗——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有时候会产生某种错觉，好像这座城市已经被那些该死的杂种渗透成了筛子。

10月10日凌晨，SD柏林总部接到又一起谍报事件。一名操法语的布鲁塞尔供应商因伪造证件被捕，米特区地方警察初步问讯后怀疑他是DGSS（*注1）的间谍。上午，海因里希受命提人，不巧的是，他用惯了的法语翻译前几天刚被上峰借调走。战时人力紧张，底下的人逢迎拍马，从牢里提了个小贼充作口译。

海因里希原本的打算是，反正是囚犯，事后处理掉就行。结果那小女孩操着带法国口音的德语，流利地、一字一句地为他翻译法国奸细的话。她是那样害怕，怕得发抖。

恍惚间海因里希以为自己还在里昂——真是荒唐。滑稽极了。

“混血的，肮脏的……”

党卫队少校的私人办公室。海因里希正以一个惬意的姿势半躺在他做功考究的皮椅里，信手翻阅那个小女孩的档案。黑色马裤笔直地包裹着两条长腿，军靴交叠，后跟磕在办公桌边缘。

这德法混血的小姑娘经历如此单纯，以至于可以浓缩成薄薄两页纸，动动手指就抖落得干净。

童年时在阿尔萨斯地区长大，后随双亲移居柏林。母亲是德裔法国人，1940年5月于低地国家失踪；父亲从商——一个二类混血（Mischling zweiten Grades, *注2），1940年11月因“行为可疑”被邻居揭发，送往了萨克森豪森。应该早就化成了砖厂里的灰。

因此，关于安娜·莉泽洛特·布兰克的记录大多来自孤儿院，从1941年至今。孤儿院的调查报告对她毫无偏袒，如实陈述了她屡次推诿、延宕、乃至逃避履行“少女联盟”的职责，包括最近的一次——9月1日，胆大包天的安娜·布兰克在18岁生日那天从孤儿院出逃，下落不明。

直到海因里希在米特区拘留所的审讯室里发现了她。一个意外惊喜。

“不纯”——他简明扼要地总结道。

然而偏偏，她有着标致的、无可挑剔的、雅利安式的长相。海因里希翻到档案的第二页，照片采集里的少女一头奶金色长发编成发辫，她正从彩墨另一端凝视着他。灰蓝色的虹膜极浅，带有某种奇特的钢铁色泽。

不纯，但可以塑造。

海因里希扬手将这两页资料抛到了桌面上。然后他拿起副手更早时候递交的报告：那是一份保释书。红十字会声称他们将为供应商Eugène的中立身份做担保。

红十字会？看来泰雷津的下场（*注3）还不够让他们得到教训。海因里希站了起来，把孤儿院的报告撕得粉碎。然后，他签发了今日下达的最后一条命令：

由SS-Sturmbannführer Heinrich von Kleist 签署：

此人（Anna Liselotte Blanc）可用。身份模糊，行为待定。
即日起召至SD直属，担任文书与翻译工作。保留处置权。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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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e Erziehung
The Education

西线的失利让帝国扯紧了笼头，一刻不停地鞭策祂的公民向前颠踬，好叫他们拽起这庞然大物的车驾。

在柏林混乱的忙景中，SS麾下的SD首当其冲。

安娜·布兰克的“工位”紧挨着海因里希的办公室。海因里希喜欢拖着腔调喊她的姓氏——Fräulein Blanc (Miss Blanc, *in German)，或者有时候，Anna。后者通常显示她的“上司”正因盟军那些委婉曲折的加密电文而心烦意乱。

只要一听到海因里希的声音，安娜就不得不立即起身，走进他的办公室，用打字机整理他口述的笔录或密令。这很快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也只有海因里希会喊她的姓名。办公室的文员从不跟她搭话，无论男女。偶尔路过的女辅警瞧她的眼神就像在打量一只擅闯禁区的野猫。

安娜不明白为什么，但她隐约察觉到自己的面孔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注4）显得太过年轻。于是通常情况下，她总是缩在靠近海因里希办公室的那个墙角，假装自己是墙纸下一块潮湿的苔藓。

Gardez le silence (Keep silent, *in French). 这是她在孤儿院学到的唯一一条有用的法则。她的阿尔萨斯口音让她在那里倍遭歧视。除了缄默，无以成活。

有时，海因里希也会使唤她做些杂务，例如整理办公桌。安娜对此无甚异议——至少他会付她薪水，而不是把这些包装成“光荣”的义务劳动。这可比没完没了地织袜子（*注5），却连一马克也得不到好太多了。

她得以在海因里希的办公桌上看到了那封被撕碎的信件。窥视SD高官无疑是危险的，然而安娜情不自禁地拎起了信封一角——碎片上的邮戳好像来自孤儿院。那个她巴不得早点被盟军炸得粉碎的地方。

安娜犹豫着是否要发挥她的“妙手”顺走这堆废纸。

突然，一层原野灰的阴影在她的躯壳上铺开，房间的主人幽灵一般出现在了她身后：“不懂规矩。让你拿烟盒，你却翻弄长官的书桌？”

安娜下意识缩了缩脖子，脱口而出：“désolée（Sorry about it, *in French）…我是指——Entschuldigen Sie Bitte (I'm very sorry, *in Greman)，长官！”

恶狼冰冷的目光让她想起了教养嬷嬷的戒尺——上帝啊，她会被惩罚的！安娜死死闭上了双眼。

海因里希嗤笑一声，把右手捏着的文件掷到了她脸上：“记好了，你是德意志人。”

“下次再叫我抓到你偷窥，扔到你脸上的就是子弹。” 他松开了掐在她腰上的左手，扬长而去。

安娜不敢相信他就这样赦免了她。她呆呆地接住了那份文件，一份新的身份证明——种族一栏赫然写着，Deutschblütiger （日耳曼血统）。

安娜平均每天为海因里希工作8至10小时，有时，她不得不在他的办公室加班。

即使她成功地利用白日便处理完那些如雪崩般倾倒至SD的文书，海因里希晚上依然会把她叫到办公室——命令她用德语朗读词典。

这时，海因里希往往喜欢靠在窗边，一边抽烟，一边透过烛光观察她的表情。安娜站在书桌前，双手捧着那本他挑出来的杜登大词典，战战兢兢地念出声： Ergebenheit、Gehorsamkeit…下一个是，Reinheit（*注6）。

纯洁——又念错了，她总是发不好这个音。狼王豁然起身向她走来，安娜心惊胆战，这下她准逃不过一顿打了——就像嬷嬷曾无数次对她做的那样。

然而，海因里希只是把掌根抵在了她的肩胛骨上，嗓音低沉：“从脊椎发声，不是从你那颗软绵绵的心。”

Reinheit。沉郁浓重的海蓝色眼瞳凝睇着她。安娜不自觉地张开嘴，如影子一般模仿他唇舌的运动，复述同一个压抑、缓慢、带着口腔震颤的德语音素。Reinheit。

Gut。海因里希矜贵地点了点头，仿佛确认自己的作品正在成型。

** ***

工作之余，安娜住在海因里希私宅的次卧。

起初，海因里希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有任何不妥——当时SS高官纷纷如此安置身边的秘书，包括他的顶头上司之一，那位大名鼎鼎的Gruppenführer穆勒。

后来，他心血来潮，送了她一条时兴的、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喜欢穿的连衣裙。他坐在起居室的扶手椅上，翘着腿，亲眼盯着这只灰扑扑的阿尔萨斯小羊把那条裙子从头往身上套。好吧，似乎有些操之过急了——她笨手笨脚，还得他弯腰帮她整理颈侧的系带。

他皱眉，对她干瘪的身材甚为不满：“太瘦了……像个乡下的修女。”

他不允许自己身边出现如此笨拙又粗糙的存在。既然决定把野百合移栽到窗台上，他便不吝稍花心思整饰一二。

于是，海因里希开始带着她出席某些无意义却“必要”的饭局，相熟或不相熟的人群聚在一起闲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

有几面之缘的机会主义者凑了过来，对他调笑：“Na, seit wann hält sich unser Eiswolf ein Haustierchen? ” (“啊呀，我们的Eiswolf什么时候也开始养宠物啦？”)

人人都知道Eiswolf 从来不带女伴——一次也没有过，遑论这么年轻的。

海因里希不置可否，只是举起香槟，一饮而尽。

捧臭脚的人的笑容在杯沿后闪了闪。那个女孩被女士们的裙撑和袖摆团团围住，像一只被捆住翅膀的白鸽。

等海因里希总算将蝇营狗苟抛之脑后，得以抽身去寻他的小东西（Sein kleines Ding），却发现她缩在角落当壁花——被海因里希抓到的时候，安娜正在吃第三块黑森林蛋糕。

海因里希怒极反笑：“你这只愚蠢的阿尔萨斯小羊！难道我平时没让你吃饱饭吗？”

小姑娘慢吞吞地咽下嘴里那口巧克力碎。这种高档货可不在日常配给里！她懵懂地眨眨眼：“可是，您不是说带我来吃东西吗？”

贵妇人们在水晶灯下发出了善意的哄笑。

无论巧克力再如何美味，安娜还是更喜欢她的房东（Herr）不在家的时候。当领主离开了他的古堡，附庸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卧室窗户早就被木板封死，所以安娜更喜欢呆在客厅。近两年柏林的冬夜停电频繁，尤其是晴夜——巨大的、明亮的月轮预示着危险将近，市政厅甚至会主动切断城内供电。

她时常坐在窗边发呆，即使窗外是尚未来得及复建的废墟。大约是三月底的大轰炸留下的疤痕吧，安娜冷漠地回想，或者二月？她并不真的关心。

那段时间，她全部的精力都用来表演“循规蹈矩”，尽可能躲避教养嬷嬷的注意，以免被少女联盟抓壮丁——否则，她将不得不牺牲睡眠时间去值夜班，只为了操作那些愚蠢的、笨重的防空探照灯。

海因里希往往半夜回来，打开门便瞧见厚重的墨绿色窗帘下蜷着一团淡金色的阴影，睡得一团孩气。像只被圈养的小羊羔。

一只温顺的阿尔萨斯小羊。吃饱睡暖恐怕就是她脑子里的头等大事了。

等安娜第二天醒来，神出鬼没的房东已经不见踪影。但她知道他来过，因为她又一次回到了次卧，被那张行军毛毯包裹。面料扎人，却足够温暖。

一如既往。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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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r Kuss vor dem Verhör
A kiss before interrogation

1944年12月16日，自诩崇高者掀起“秋雾”（*注7），声称这将是德意志的全面反攻。然而，直到跨过了圣诞夜，莱茵的控制权依然归属不定，战火一度烧至阿尔萨斯。

海因里希倒是大出风头。新年第一天，他收到了暌违六年的晋升令——这一切还要归功于安娜·布兰克十月份在那间简陋的审讯室里递交的翻译报告。海因里希凭此锁定了DGSS（现在应该改称DGER了）在柏林的联络点，一路追查，最终以雷霆手腕把那群渣滓、败类、帝国的蛀虫一网打尽。

唯一的遗憾是那个谎话连篇的布鲁塞尔黑市贩子依旧逍遥法外——尽管海因里希从未放弃过证伪Eugène和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

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猎物自己露出破绽。SD审讯官的直觉从不出错，他只是暂时缺少证据。

海因里希接过副官送来的牛皮纸壳，用裁纸刀拆开。里面是一张简陋的打印纸，字体不甚清晰。以SS-Befehl开头，H. Himmler和双闪电标志结尾：

An: Sturmbannführer Heinrich von Kleist
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 Amt IV

鉴于您在为帝国服务中的卓越表现，自1945年1月1日起，特擢升您为SS-Obersturmbannführer。

您对元首及帝国的忠诚堪称楷模。继续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执行您的任务。

Heil Hitler!

中校……帝国最后的恩赐。他冷笑。

盟军和帝国相持不下。本该一路平推的阿登森林好似突然被施了恶咒，暴雪将战场变成了北风呼啸的地狱。最终，燃油耗尽，武装党卫军装甲师不得不丢盔弃甲地撤离。

耻辱，天大的耻辱。连海因里希肩上新添的那颗星辉都为之蒙羞。

** ***

正在这叫人不安的新年氛围里，SS新晋中校的宅邸差点爆发另一件惊天丑闻——海因里希本人在自己家门口截获了一封拟发往阿尔萨斯某修道院的信。

尚未寄出——谢天谢地！

甚至无需费心推测嫌犯的身份。那张皱巴巴的信纸来自他办公桌下的废纸堆，上面用炭笔歪歪斜斜地涂抹着海因里希再熟悉不过的字迹：Les enfants sont-ils en sécurité? L'église au milieu de la guerre… les cloches sonneront-elles à nouveau? (“孩子们还安全吗？战火纷飞中的修道院……钟声还能再次响起吗？”)

瞧瞧这没骨头的、不知所云的措辞——这大概是某种掩人耳目的暗号，好叫他读不懂罢？

Anna Liselotte Blanc——这个混种的寄生虫，养不熟的叛徒！

海因里希把安娜从床上拖起来，第一次在她面前暴跳如雷：“Was ist das ，嗯？一封愚蠢的跨国书信？还是一段该死的、用法语写的密文？！”

“你最好祈祷你的解释能说服我——Mademoiselle Alsace! ”狼王把她的下颌按向书桌边缘，咔哒。上膛的瓦尔特对准了猎物的太阳穴。

会死的。只需要一颗铅丸——他真的会开枪的！冷汗从金发边缘滴落到桌面上，安娜努力使气流通过发颤的齿缝：“不，我、我只是…担心故乡的朋友——我曾蒙她们照顾……”

“故乡？” 像是听到了一句蹩脚的台词，海因里希随手把那支传播死亡的铁块扔到一边，“我是否早就警告过你，你——属于德意志！”

多傲慢啊——他甚至嫌那把枪碍事！飙升的肾上腺素让安娜做出了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反应。如同奔突的山羊掀翻园篱，她仰首顶向海因里希的面门。然而一位盖世太保显然比她更熟谙人体结构，他轻蔑地偏了下头，于是小羊的软组织撞上了一块不具名的、坚硬的骨头。

那颗漂亮的小脑袋重重地跌回了桌面。通常情况下，这种强度的撞击会让听觉系统产生3至7秒的嗡鸣。这是她咎由自取。海因里希单手将她的双臂反剪至身后，像捆真正的羊羔那样，用皮带扎了个死结。

皮革手套在她的咽喉上收紧：“你打算向谁求助？由谁寄出这封信？是不是Eugène——那个连名字都是伪造的法国青蛙(Froschfresser) ？！”

这具反骨很快就学会屈从了——她为了争夺氧气而试图辩白的模样和他审过的任何一个政治犯如出一辙。甚至辨不清她在说德语还是法语，也许是求饶、也可能是咒骂。海因里希的虎口不曾动摇半分：“好好说话，小羊。这才刚刚开始。”

钢蓝色的眼眸叫水汽氤氲得生了锈，安娜的思绪成了停摆的发条钟。她听到自己从气管里挤出失律的、几乎不属于她的声音。

Eugène…是谁……？

在大洋的烈怒里，安娜看见了一个惊恐的倒影——金发蓝眼的女性。一切和十年前她曾旁观的一场噩梦那样相似。

你要去找谁？难道你要离开安娜、离开阿尔萨斯、离开我——难道你要去巴黎，寻你那个肮脏的旧情人？

暴行重复轮回——过去的，和当下的。假装已经遗忘的，和正在刻录的。同一张胶卷倒带复现。

被勒紧的皮带，被撕开的睡裙。被黑发男人压在身下的、苍白的女性。

她记得那双残忍的眼睛——不，那个男人没有海一般的眼睛！

现在她是谁？——她是那个被锁在狭窄衣柜里、无能为力的旁观者吗？

谁正在注视她？喘息声涌入她的耳膜，她却不知道声音从何处来。

原来，她就是她。

安娜呢喃，如梦初醒：“……Maman？（Mama, *in French）”

白炽灯在眼皮上方一圈圈震荡出散光。榉木桌面狠狠挤压着她的尾骨，安娜觉得自己快要窒息。

海因里希用力吻住了她——依然掐着她的脖颈。掌控分寸是审讯官的拿手好戏。

“别对我撒谎，小羊。” 审讯官的指节隔着人造皮革摩挲她的眼角，一寸寸地，像是检视一道精心烹制的牲祭。

他语气轻柔得叫她毛骨悚然：“两年前。你知道这种行为，两年前在法国，我们会怎么处理吗？一个德国人的命，等于五十个法国人的命。”

安娜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抽泣，小小的海从钢铁色泽的虹膜中央析出。

他扯住皮带末端，小羊挣扎着弓起了背，枷链被绷得笔直——美丽的弧度好似他十几年前爱用的那把旧琴弓。他拉断的第一张弦。

她连尖叫都是无声的。海因里希突然松开了她。他感到索然无味。

金色的长发自铝制灯架上垂落，遮蔽住造物光裸的前襟。被咬住动脉，却妄想自己能够挣脱的猎物——他不合时宜地想起了里昂监狱里那些被施以溺刑、电刑，或者随便什么新鲜发明的抵抗分子。

当时他是怎么评价的？“效率，巴比。别浪费我们的时间。”（*注8）

这小东西的嘴唇在冷光下可怜地痉挛着。真是浪费。海因里希以临床诊断的语气评估道，她不会在他手下撑过两小时。

在安娜光怪陆离的视野里，有火光一闪而过。海因里希当着她的面，将燃烧的烟头燎上了那封字斟句酌的信笺。

他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她的双颊，漠然道：“不准哭。你再哭，我会失控——你不懂我失控时会做出什么。”

审讯官命令安娜用德语起誓。火光照耀着羔羊的金发，她在绞架前低下了头颅。

Ich werde niemals verraten. 安娜用最后的力气蜷起身体：“Ich gehorche…”

她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何从不提起巴黎。

“好极了——乖孩子。” 海因里希俯身，毫无共情能力地牵开了她的手指，“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

“你只属于第三帝国——和我。”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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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er Brief, der nicht verbrannt wurde
The Letter Unburned

1945年2月，盟军前所未有地逼近了莱茵河。骄傲的第三帝国人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执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术。“死战不退”的命令下，Schwammenauel Dam的泄洪阀被炸毁，鲁尔河泛滥着把谷地变成了泽国。胜利的幻影掩盖了国家元首的咆哮——洪水拖延了盟军两周，代价是至少四万德军的命。超过五万人沦为战俘。

3月8日，海因里希将“美军涌入Ludendorff东岸”的战报狠狠摔在了桌面上。前来汇报电文的安娜在办公室门口踟蹰。审讯官抬头，对她冷酷道：“你被解雇了。”

笔尖失控地划破纸面，密文的第一个单词刺痛了她的眼睛：liberté。

职员们窃窃私语，冯·克莱斯特男爵的兴趣竟消退得如此之快。只有安娜知道，审讯官不过是决定重新制定规则——她被勒令不得踏出他的宅邸半步。起居室的一道木门，宅邸外的那道铁门，门上两条环环相扣的铁链。她成了枝形吊灯下的装饰品。

万幸，海因里希几乎没在她清醒时出现过，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显然，比起应付他，安娜更乐意处理睁开眼睛后出现在楼梯口的食物。

然而，某天半夜，空荡荡的胃将安娜唤醒。她不得不从沙发下爬起来，揉着眼睛呆立了片刻。然后，她决定去找她藏起来的最后一块巧克力。

迈开腿的第一秒，她被一只支在沙发和茶几之间的军靴绊倒，天旋地转地扑在了某个人的膝头。

视线正前方，一块银制方扣严丝合缝地镶嵌在皮带中央——那条铭文：Meine Ehre heißt Treue（*吾之荣耀即忠诚）。

安娜心跳骤停。头顶，有谁正端坐在单人沙发上，慢条斯理地吐出一口烟圈。那人原本靠在扶手上的手肘抵住了她的背心，像一柄坚硬的熨斗，碾平了睡裙布料和肌肤之间的缝隙。

她被抓住了后脑勺，不得不抬起头——满室黑暗里，明灭的细支香烟是唯一的光源，而那双俯视她的眼瞳是光线难以抵达的深渊。洋面漂浮着血丝，如同饱餐后充血的鲨群。安娜怀疑他过去二十四小时是否合过眼。

她突然毛骨悚然地意识到，他已经在黑暗里注视了她许久。早在她惊醒之前。

未等落入陷阱的猎物嗫嚅出一个有意义的音节，海因里希扯住她的胳膊，将她提了起来。失重的尖叫被安娜吞回了喉咙。布艺沙发的弹簧呻吟着下陷，他从背后紧紧压住了她。

隔着丝绸布料，人造皮革用力揉上她的左胸：“…Verdammt. 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

金属方扣焦躁地撞向地面。烟蒂被随手摁灭在扶手上，烫出一道凹陷的疤。丝帛撕拉一声从中间断裂。泛白的皮肉下，突起的蝴蝶骨暴露在了柏林早春的寒意里——瞬息间，一连串灼热的吻自高处坠落。

不准哭。安娜死死咬住了唇，命令自己不可以发出声音。她不可以在海因里希面前哭，她更不能拒绝他。

单人沙发承受了过分的重量。海因里希贴着她的身体，皮革手套覆住了她的眼睛。多奇怪啊。被剥夺的分明是视觉，她却觉得自己像是整个人被丢进了风高浪急的比斯开湾。

像是为了防止她迷航一般，海的主人握住了她的腰。皮套的束缚反倒叫指尖末端的触觉神经更加敏感，海因里希第一次在她身上摸到了一道旧疤痕——在她左侧第三条肋骨内侧边缘。不足一根食指长，却也算不得短了；想来已很经了些年岁，只留下一层浅浅的嶙峋，饶是刑讯专家也无法判断是什么凶器造成的。

然而他几乎能想象出这道肉粉色的旧痂是如何剖开上皮组织、横卧进她柔软的腹部，如同一根被刻意弃掷于白沙滩中央的鱼骨，最终因暴晒而搁浅。扎眼极了。早在他攫取她以前，苦难便在她身上留下了署名。他此前怎么从未留意到呢？

可现在他也不得不继续对她施加伤害了。Armes kleines Wesen (Poor little creature, *in German)——我纯洁而悲哀的造物啊。

白鸽颤抖着伸直翅膀、徒劳地向漂流的锚攀援，浮出洋面的一瞬便被浪头拍回了罗网。巨浪将她高高抱起，然后毫不怜惜地再次抛下。惯于封装死亡的手指在她赤诚的脊骨上流连，梳弄她光洁的尾羽。潮汐粼粼漫过她的发辫，半是诱哄半是幻觉。从天而降的洪水浸没夜航船的眼睛，于是惊蛰的第一声啼哭凿破了旧躯壳，桅杆纵身坠入雷雨。

海藻在船体的余热里筑巢，群鱼自她喙边迁徙而过，海月啮食她退化的鳍。第二场雷暴自海岬最高的白崖上起锚，海妖的歌声舔舐她的耳廓，Mein kleines Lämmchen、mein reines Dingchen。在海底触礁，在海底触礁，让黑色的吻为她唱一首歌谣。人造皮革被体液浸透，泡软，潮热得直发涨。

安娜啜泣着。她彻底无法发出另一种有意义的语言了。

过了很久，也许久到众溪也跋涉向山脊，大西洋的洋流慈悲地恢复了平静。安娜蜷缩在退潮后一片狼藉的海岸线上，一动不动。她的理性早已连同披散的金发一起，被登陆的风暴蹂躏得一团乱。

海因里希依然从身后拥着她、啄吻她的耳垂，像水鬼掠夺陆地的第一口空气：“你会留下来吗？”

“长官……？” 她一时难以拾起语词的意义。

男人咋舌，在她颈侧又吮出一道浅浅的海湾：“叫我的名字。”

“Hein——” 安娜囫囵咽下那声哀叹，把脸埋进湿漉漉的掌心，“Herr Heinrich...我还能去哪里呢？”

** ***

4月20日，安娜在一阵玻璃碎裂声中醒来。羔羊揉着酸胀的肩膀茫然地坐起身子，看向床头的台历——她的日程并不包括为最高统治者祝寿，所以对她而言，这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星期五。

也许是睡糊涂了，她一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地基在震动，屋顶上好像有一千只渡鸦哀歌着扇动翅膀，落下层层叠叠的灰。

她呆滞了两秒，这才抓起床尾的裤装，抖着手指扣紧腰带。她踉跄着冲下楼梯，和出现在台阶尽头的高大男人撞了个正着。

“安娜！”

安娜捂住鼻头，差点倒在海因里希怀里。他胸前的铁十字勋章又一次给了她一记痛击，就像几个小时前她和他吻别时那样。

Ach—Verdammt, ich hätte sie nicht bis Mitternacht quälen sollen. 海因里希扶住她软绵绵的腰，语速急得如同在给Flak 41装载炮弹：“好在你醒了——别管那条裤子了，换上这身。”

她的怀里被塞进了一条肥大的灰绿色直筒裤，接着是一件野战夹克——单排扣，翻领，左胸的口袋底端有一块拇指大的红褐色污渍。

……她想，自己一定是还在梦游。

海因里希亲手把那条不合身的国防军军裤套在了她原本的裤装外面，又蹲下身，帮她卷起裤腿，塞进了短靴里：“忍一下。没时间给你找新的小码制服。”

安娜用力勒紧了腰带，扒着他的上臂勉强站稳：“没关系——不，可是……海因里希先生，我们要做什么？”

海因里希的手指顿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她：“苏联人正在炮击市中心。我必须在两小时内把你送出城。”

“那您呢？”她听见自己讷讷问道。

这显然是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海因里希沉默着站了起来，扶正他因奔跑而歪斜的大檐帽。黑色的皮革在他的眉眼上投下一片阴翳。

旧贵族的语气已经恢复了平静，他开始有条不紊地交代指令：“听着，安娜。出城后有人接应你，他们会送你到巴特萨罗——克莱斯特在那里有一处湖区庄园。湖畔是成片的橡树林，你会很安全……”

好像有什么极为可怖的事情正在发生。数月以来，植根在安娜骨子里的、不可教化的野性第一次冲破了压在她躯壳上的辕轭，叫她生出一种蛮横的冲动——安娜近乎鲁莽地扯住了他的袖章：“海因里希先生！”

“……安娜。” 他深深地看向她，用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眼神，“我纠正你的语言，我重塑你的姓氏，我永远记得你发音错误时的表情。我不是上帝，但我让你信我——”

他低下头，捏住了她的双肩：“而现在，试试看吧，逃跑吧！哪怕是踩着我的尸体，跑吧。”

哗——又一枚炮弹坠落。这一次炸点离海因里希的宅邸更近，因为安娜听到了枝形吊灯在卧室的地板上爆裂的声音。未等她作出恰当的反应，海因里希已经将她拥进了臂弯，向沙发后就地一滚。

更多的灰落了下来，纷纷扬扬似雪堆，让她呛得直咳嗽。海因里希用掌心扶住她的背，为她顺气：“好了，小羊。我们不要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

可这不对——他怎么能这么做？安娜再一次僭越地捉住了他的指尖：“您曾说我不需要父亲，不需要祖国，不需要名字。”

“可是现在——海因里希先生。” 她固执地反问，“您也不再需要我了吗？”

海因里希愣了一下：“你会恨我吗？”

安娜摇摇头。

“好极了。上帝啊，好极了。” 他忽然神经质地捂住脸，仿佛卸掉了一道沉重的面具，笑声难以抑制地自喉管里撕裂出来——那笑声越发张扬，甚至盖过了地下室外响彻天穹的炮火。

好极了——她拒绝了他的提议，正如他因她而违背了帝国的命令。

柏林不再是最后的避难所。因此，天刚亮，SS便宣布克劳塞维茨方案 (Der Fall Clausewitz)正式启动——帝国政治机关随即下令焚毁所有书面文件。无论是集体的，还是私人的。

然而海因里希保留了安娜的一封手稿。尽管他声称烧掉了所有的文书。

保安总局大楼前的空地成了临时焚尸场。海因里希站在熊熊燃烧的废纸堆旁，本想习惯性地掏出打火机来一根，却意外地摸到了一张对折得四四方方的纸条——在他军裤的左边裤兜里。

海因里希穿过庭院，走进人声喧沸的大楼，不动声色地掩上私人办公室的门。他抵住门把手，展开了那张便笺——显然取自他书房里的稿纸。有的人总改不了小偷小摸的癖好。

上面的钢笔字歪歪扭扭，墨迹稀薄：（*注9）

Ils me disent, tes yeux, clairs comme le cristal:
« Pour toi, bizarre amant, quel est donc mon mérite ? »
—Sois charmante et tais-toi!
Mon cœur, que tout...

……没有后文，只剩下一团晕开的墨团。

他不知道这是她哪个午夜借着烛光偷偷写下的，更无法想象她是什么时候把这张也许永远无法寄达的信笺塞进了他的制服里。她怎么敢。

bizarre amant——海因里希把那张纸重新对折，妥帖地放进了他的衬衣内兜。一个靠近他左胸口的位置。

而现在，已无处可去的审讯官揽着她的腰，直笑得肩头发颤。帽檐上的银色骷髅头冷峻地俯视着他怀中的“战利品”。

半晌，他停了下来，在阿尔萨斯小羊羔的额头上烙下了一个带着铁锈味的吻：“这一定是上帝的惩罚……安娜，但我从不信上帝。我只信你。”

——你属于我。哪怕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分离。

（T.B.C.）

Chapter Text

5）Ich gehöre dir.
I belong to you.

进入地堡以来，安娜一直待在外围区域——海因里希负责岗哨和警卫调动，她被安置在他的警戒范围内。

安娜的新“工位”紧挨着气闸和备用水源，和安全部署区仅隔着一条物资走廊。她每天有两次机会与他擦肩，一早一晚。

海因里希习惯早上6点从气闸口出发向战情室巡查，沿途顺路检查物资储备情况。入夜后，他似乎更偏爱流动的工作方式，经常在走廊里四处游走，或是沿着他的调度线下行——安娜不止一次在闪烁的信号灯下惊醒，看见他背对着她，站在两步开外的通风口处抽烟、阅读报告。

到了更加漫长而混乱的白昼，海因里希消失在“工作”中。安娜只能从铁皮桌上多出来的痕迹推测他的动向：向后挪了几页的书签，搭在她肩头的毛毯，有时甚至是小半杯尚有余热的可可。更通常的情形，则是备忘录上干燥、简要的笔迹：“电台瘫痪，4:20。前线哨位失联，5:30。”

至于安娜，她的“职责”是处理截获的法文电报、宣传单，以及任何类似的边角料。这是她熟稔的工作模式，一切与她受雇于海因里希个人时无甚差别。除了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墙体内部有时会传来可疑的回声，好像霜巨人昏蒙地睁开眼，从冻土深处发出咆哮。

安娜心知肚明，这些“任务”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地底的秩序之所以还在运行，只是因为那个人尚未离开罢了。

不过她依然保持着本分而认真的工作态度，这会让她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也许这同样是海因里希先生教会她的——他习惯了巡逻，哪怕现在，他的防区只剩下了秩序的边界。

大幕落下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站在舞台上相应的位置。

** *** 

头两个晚上，安娜就在通风口附近过夜——海因里希在一面背风的承重墙后给她搭了一个铁架床。第三天，海因里希因为监工电话线抢修熬了个通宵；早上8点，安娜过来誊录电文，见面就打了个喷嚏。

她脱口而出一句道歉，迅速意识到自己暴露了沙哑的嗓子。海因里希向她伸手，安娜本想侧身躲过、却被不容分说地拽到了工作台旁。她惊惶地靠向桌面边缘，压皱了几卷地图。安保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海因里希把她挡得严严实实，几乎是一个拥抱的姿势。有军靴从门缝边掠过。安娜羞耻地闭上眼，不敢再发出任何动静。

然而，海因里希只是将手背在她的额头上贴了几秒，便规规矩矩地收了回去。“……没发热。” 他语气疲惫，几近叹息，“Entschuldige. （抱歉。）”

他为什么要道歉？安娜摇摇头，挤出一个笑。像一阵稍纵即逝的风。

当天下午，安娜被安排了一间寝室。一位面生的年轻军官领她过来，只说是对“书记员”或者“随行翻译”的例行分配，便匆匆离开了。他看上去没比她大两岁，却已佩着尉官（Truppenführer）的领章了。

这是一间单间，大约三四平米，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台临时支起来的铁皮桌和一把跛脚的木椅。枕头中央放着一枚包裹在铝箔里的小圆片，显然是从板装药片上剪下来的，通体呈现出不详的咖褐色——几个小时前在通风口旁，安娜曾模糊地窥见几位女秘书在分褐色的胶囊，“据说是通过让神经和呼吸系统瘫痪……不过几秒钟而已，绝对没有痛苦。” 她们如此评论道。

这是他对她的最终安排（Endlösung）吗…？发酸的双腿提醒她站得太久了，安娜还是走了过去。她把那枚铝片翻到了背面——Aspirin. 深蓝色字体如此印刷道。

对她而言，这同样是只存在传闻中的药品——从前在孤儿院，如果有年幼的孩子发烧，嬷嬷会用温水擦拭那个倒霉鬼的额头、腋下和腹股沟；而如果病人已经是“大孩子”了，多半会让其自生自灭。只有一次，一个和安娜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姑娘（按照身份证明的记录）烧到了39℃，安娜趁着凌晨四点的晨雾偷偷溜进公园，为她采了半袋子椴树花（Lindenblüten）。1勺干花泡250ml热水，焖10分钟后加以温服，每日2至3次——Volkischer Beobachter 把这个方子叫做“穷人的阿司匹林”。

三天后，那姑娘死了，死在一个云霞满天的黄昏。安娜发现她时她正倚在床柱上，半张脸朝着夕阳，腿上静静躺着一只木十字架。之前某个空袭夜，她们在地窖木板下面挤在同一个被窝里，那姑娘告诉安娜，那是她哥哥开拔明斯克前给她雕的。十诫说：Thou shalt not kill. 她得记住他、时时为他祷告，否则他也许就迷失在封冻的斯维斯洛奇河畔、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她直到死前都在祈求天父的宽恕。安娜为此哭了半个晚上。

可现在她已经明白，赤贫者的祷告顶多只能求来安慰剂罢了。安娜毫不犹豫地把这颗千金难买的药生咽了下去。她连那姑娘的脸都快忘记了。

自此，一扇门把她和物资走廊隔开——最重要的是，她拿到了钥匙。除了她，只有海因里希可以直接推门进来。某天晚上她忘了锁门，之后他再也没让她锁过。

海因里希每晚都会推门进来，并不过夜，只是在那把木椅上坐一会儿。四根椅子腿里面有一根被削掉了几寸，成年男人的体重一坐上去，木棍立刻就会歪歪倒倒地发出醉汉的嘲哳声。海因里希不堪其扰，只得把木椅拖到床边，用铁皮桌和床缘形成的夹角抵住椅背。即便如此，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得轮流立起一只脚踝、一动不动地钉住地面。安娜管这个叫“钳形攻势”。海因里希苦中作乐，至少她学得很快。

偶尔他在椅子腿边发现几根金发，便眯着眼睛把它们捡起来，像是握住一束光。地堡内实行灯火管制，D区以外的外围没有蜡烛可以领用，安娜的陋室从来不点灯。日光、或者月光，总归都是地堡之外的存在。他很少放任自己进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但这时，他会盯着这孩子发呆。他看得最多的就是她的睡颜。

事实上，在这处极端封闭的堡垒，他们很少交谈——如果撇开所有被定义为“命令”的辞令的话。他们也不再交配。海因里希不敢碰她，甚至刻意避免在白天与她打照面。他认为自己一旦开口就再也闭不上嘴。

安娜继续写诗。铁皮桌右上角放着一瓶黑色墨水，颇为眼熟——海因里希确信那是她撤离到地底下之前，从他的书桌上顺来的。也许她还在写信，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小玩意。海因里希知道，但他假装不知道。

安娜默认那把木椅是海因里希的地盘，而那张床是她的。醒着的时候，她就屈腿坐在枕头上、或者背抵着墙，捏着便笺本，也不看他。写完就蜷进被窝，把本子放在枕头边上。到后来，海因里希也有样学样，时不时留下只言片语，虽然从来不署名。

** *** 

这种平静被艾娃——准第一夫人的到来打破。当时，这位精力充沛、乐观得出奇的夫人正沿着走廊和每一位军官聊天，她在昏暗的通风口下一眼瞧见了这长相标致的小女孩——安娜还穿着那身最小号的国防军陆军下士军装。长发挽起塞进软帽里，露出几缕奶金色的发丝，衬得一双明眸澄澈如水晶。

艾娃踩着酒红色的细高跟走到她面前，嗔道：“Herr Kleist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家伙，是不是？哪有这么养小姑娘的。”

安娜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她身量不足一百六十五公分，这让艾娃轻轻松松地捉住了她的指尖，把她带到了女秘书们寄居的寝室。

艾娃和荣格夫人、克里斯蒂安夫人一同，热情地从衣橱里翻出了小一号的衣服：衬衫袖口卷起，短裤当作七分裤，扎起细皮带；再将那双磨脚的短靴换成手工软牛皮打造的玛丽珍鞋，最后系上一条和她的眼眸相称的海蓝色领巾——安娜任由女士们热热闹闹地把她打扮了一番。她的脸颊红透了，卷曲的睫毛扑闪着，活像个乖巧的、不会说话的军用玩偶。

是啊，她最是听话了。

海因里希路过时，安娜正跪坐在楼道里，陪戈培尔家的孩子们玩拼图游戏。他和警卫队的其他高官刚参加完由穆勒 (Müller)——目前地堡内仅剩的SS统帅主持的紧急会议，议题是希姆莱叛变（*注10）后的审讯和安保工作。他们正准备向元首报告。

穆勒的目光从被孩子们团团簇拥的金发少女身上扫过。这位以严酷刻板著称的盖世太保头子审视了两秒自己从不出错的下属，皱起了眉：“Kleist，她是你的女儿？”

海因里希面不改色：“她成年了，Herr Gruppenführer。”

戈培尔博士的小女儿Heide似乎很钟爱安娜的金发，紧紧挤在她身边，用带着婴儿肥的手指为她编了个歪歪扭扭的麻花辫。

安娜好似全然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些开朗得有些吵闹的孩子相处，手足无措的模样呆里呆气。Heide趴在她的背上，稚气未脱地亲了口少女的发梢，咯咯笑了。

于是安娜也慢慢抿住唇，露出了一个腼腆的笑。

四天后，安娜亲手为那双天真烂漫的眼睛盖上了白布。

灰色的阿尔萨斯小羊再一次换上了不合身的陆军下士军服，她跟在海因里希身后，把尚有余温的柔软造物送到庭院里去焚烧——前一日，君舍 (Günsche) 便是如此“处理”国家领袖及其妻子的。

原本，安娜没有任何立场参与这种事；这不合规，更不成体统。然而她主动请求，海因里希也没有拒绝。随行的尉官或有疑虑，但这份浅薄的疑虑不足以让他们质询一位功勋卓著的上官。

这便是战况最末期的世相。情人的血统是否干净、身份是否清白，重要吗？也许在官阶分明、间谍疑云四起的核心区域，还有人在乎吧；但是体制外围的执行者关心的只有战况、撤退、组织残部，以及那个一度讳莫如深、如今迫在眉睫的愿望——投降。至于谁跟谁睡一张床这种事，早就无法管理了。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安抚焦躁，Herr Kleist也许只是给自己找了个必要的“慰藉手段”。

更何况——Der Führer ist tot !

自此，谁和谁睡一张床、情人的身份是否清白、血统是否干净……一切都不重要了。

一行人刚从地堡露头，炮弹便从天而降。圣母像最后的遗骸被炸得粉碎。海因里希将安娜拽到身后，为她挡住了四溅的尘土。

他牵着她的手腕，离冲天腾起的汽油堆站远了些。安娜注视着火舌中心缓慢融化的燃料发呆。她不确定，这些曾被赋予名字的、会动的小小生物，是否过早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她只是不无遗憾地想，那双小手再也没办法编出新的花样了。

“吗啡…以及，一点氰化钾。”帝国的余烬熊熊燃烧，安娜听见海因里希沙哑的声线在她耳边响起，“我不会给你这种温柔的处置。”

安娜眨了眨眼：“…是的，我知道。”

火光傍着她苍白的面庞，显出鲜艳的辉煌。海因里希在她的眼里看见了柏林的天空。

这使他想起将她带进地堡那天窥见的天空。

4月20日下午，国家元首为他的青年团“反坦克战士”授予铁十字勋章。海因里希忝为末位扈从，在庭院边缘冷眼旁观。

六年前，他在波兰的大清洗运动中同样得到了一枚铁十字勋章。那是他、他的帝国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想想吧！二十六岁的党卫军少校——成打的告密者、蛀虫、布尔什维克的杂种被他碾得粉碎！

而眼前这些孩子才几岁？十六岁？十二岁？再没有比这更荒诞的授勋仪式了——佝偻的、干巴巴的国家元首，和他尚未长成的“荣誉骑士”。

海因里希想起去年夏天巡查集中营时，在泰雷津的镜头下看到的孩子。那时他不懂他们为何微笑。现在看来，那不是服从，倒像是一种悲悯——对妄图染指他人命运者的无声讽刺。短短八个月，胜负手反转，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一切都在加速毁灭。

** ***

我们曾经登上天堂，我们终将下到地狱。

穿过地堡的入口，向下，向下，再向下。海因里希和安娜肩并着肩，沉默地沿着回廊向前。漫无目的地向前。

一夜之间，伴着手风琴唱歌喝酒的军官团散了，每一间会议室都空空荡荡。即使偶然撞见穿着灰绿色制服的同僚，彼此也只是匆匆打个照面——对方背着战术背包风尘仆仆，显然即将回到柏林的暗夜里，同命运作最后的赌博。

不会有人留下来。这处得名于最高领袖的设施已经是一具空壳，不再有存续的意义。

“Ils me disent, tes yeux, clairs comme le cristal……”

安娜惊讶地看向身边人，嘴唇发颤：“您…？”

海因里希正以生硬的、带着棱角的法语念出那节她无比熟悉的诗。她在他的榉木书架最下层瞧见的、那本落了灰的Les Fleurs du mal——她在某个午夜潜进他的书房，握着笔颤抖着抄下的那节秋歌——

她心脏狂跳。然而海因里希只是冷静道：“嗯。我年少时念过一点法文。” 好像只是随口提起一段稀松平常的往事。

于是安娜暗自松了一口气。他们正好在一个转角前停了下来。安娜踌躇了几秒，从内兜掏出了那枚脱了漆的怀表：“您瞧。”

海因里希挑眉：“犹太人的——你父亲的东西？”

“不，这是阿尔萨斯的原野。” 安娜将表盘凑到他眼前，指了指翻盖里那张模糊的黑白画片，“人们在乡间放牧。冬天的时候，屋顶上的雪足足有六英尺厚，这时，妈妈会坐在窗前给我读波德莱尔的诗——bizarre amant…”

安娜停顿了一下，怅然若失：“…爸爸总为此生气。”

海因里希淡淡道：“只有弱者才会嫉妒。”

“或许吧。但我觉得，那个人是谁、甚至那个人是否存在，也许并不重要。” 安娜笑了，语气真挚，“重要的是‘等待’这个行为本身。她只是……在等一个回不来的人。”

海因里希在她面前屈膝蹲下，被皮革包裹的掌心轻轻贴上了她的下颌。安娜的瞳孔晃动了一下，这让她的笑容看起来多了几分怯意。

他突然发现安娜很少在他面前笑——倒也并不是说她总是不开心。只是她常常是缄默的，正如她的名字，像一张白纸 (blanc)。虚弱，寡淡，以至于不会给人留下足够强烈的印象——除了那些想要在这张纸上书写、乃至意图留下色彩的人。

多可笑啊。世界毁灭之前，他才明白自己早该停下来，好好记住身边最亲密的人的表情。

海因里希解开了手套的内扣。一个极为安静的动作——从掌根开始，皮革与指骨分离，一寸寸地，露出了手背上青蓝色的血管。

他将黑色的手套掷向水泥地面。海因里希第一次用赤裸的手指，触碰了她的脸颊。

温度不同了。触感也不同了。

安娜条件反射地向后退了一步，又被他的臂弯拦住。

“别动。”海因里希垂眼，近乎怜悯，“战争已经结束了，小羊。所以……”

淡色的瞳孔中央坠入了海的倒影，少女浅金色的睫毛不住地颤动起来：“我知道的，海因里希先生。我都知道。”

“……我很抱歉，安娜。轮到我们了。”

他在她唇角留下一个吻。然后，她温顺地跟在他身后，走向回廊尽头。

仿佛这只是，某个一同归家的寻常夜晚。

** ***

地堡内一片死寂，头顶的炮火也暂时停歇了。

海因里希和安娜找到了一间废弃的会议室，他们点起了蜡烛。

海因里希站在她面前，举起那把从不离身的瓦尔特：

“我以元首的遗命起誓，以第三帝国的衰亡为证，以这具血肉为媒，

我剥夺你历史，赋予你命运。

你属于我的枪口、夜晚、记忆与梦。

我不爱你，我命令你存在。”

安娜回应以同样冷静的德语：

“Ich gehöre dir。（我属于你。）”

——她解开了他为她设下的，最后一道谜题。

他扣动扳机，咔哒。

海因里希接住了她。猩红之花坠入了他苍白的掌心。

他探向左胸，那张手稿正完好无损地躺在他心口下两寸处。

于是海因里希轻轻呼出一口气，他抬起右手，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烛光在枪声中熄灭。

（上卷：END）

 —————————

*上卷到此结束，下卷是若干篇战后视角的番外（或称“档案考古”）。

【一个小后记】

安娜是在动荡中不断被选择、被赋名的人。她无法主动作出选择，只好在“求生”与“臣服”之间模糊地游移。她的存在对海因里希来说不是反义词，而是半身像 (doppelgänger) ——是疯狗的镜中之我。

至于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和她的关系不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inhuman的关系，而是human和human的关系；海因里希亲手“塑造”她、把她变成了他（作为一个人）渴望完成的作品——通过这个过程，海因里希在扭曲的relationship里面找回了自己的人性。

我始终认为，哪怕是最toxic的relationship也比完全没有relationship要好。他不是因为她而改过自新，而是在和她的关系中，暴露出了作为人的残余。

所以，安娜不是他爱上的人，而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出的，崭新的命运。

Chapter Text

Evidence of guilt - Epitaph
*An archival epilogue to the story that could not be filed.

1) A broken letter

Dr. Adler是MI6的传奇人物之一。然而，她的工作并不浪漫。

战时，剑桥为艾琳开了绿色通道，23岁她便拿下博士学位，随后长期为SOE分析纳粹审讯记录，这让她初露头角；战争结束后，她在内部选拔中脱颖而出，被派驻到了柏林。

艾琳有一个来自维也纳的老祖母，因此，Dr. Adler自幼熟谙德语手写体，这使得她在这份新工作中如鱼得水。

如今，Dr. Adler日复一日地坐在冷库般的文献清理室里，戴着金丝眼镜，翻阅、标记和处理“无主文件”——成堆的审讯记录、死亡证明和未归档的卷宗。在她看来，这些印着双闪电标志的纸张全都应该被付之一炬。

某天，地堡废墟清理组送来了一箱残卷。在碎纸堆的最底层，一张缺损的法文手稿意外地吸引了Dr. Adler的注意——纸面粗糙，上半部分凝结着干涸的血迹。碳素墨水早已模糊不清，只能勉强辨出一行没头没尾的手迹：

“...Sois charmante et tais-toi! Mon cœur, que tout...”

波德莱尔的情诗——出现在一个错误的位置。Dr. Adler困惑不已，用镜腿反复摩挲那行被尘土磋磨过的诗句。

那一刻，她还不知道，这封信将牵出一段本不该存在于历史中的关系。

2) A profile gradually taking shape

凭着老练的研究直觉，Dr. Adler敏锐地意识到，这封未完的信件背后还存在着更多的线索。

这位笔迹学专家很快追查到了一份标注为“Anna Liselotte Blanc”(?? - 1945? )的档案。

“入境记录缺失”、“种族记录混淆”、“半犹太”——来路不明的混血者。

“疑似为党卫队保安局（SD）语言审查员”——可疑的纳粹合作分子。

……以及，最刺眼的那条——“与臭名昭著的Heinrich von Kleist（SS-Obersturmbannführer, 1912-1945.5.1?）有密切接触”。

难道又是一起所谓的collaboration horizontale吗？艾琳皱眉，不知为何，她不愿武断地将这个侮辱性的头衔安插到一个中间名是德法混合词（Liselotte）的小女孩身上。

解放巴黎时看到的场景一度在艾琳眼前挥之不去。女人们表情麻木地在发廊外排成列，等待被剃光头发。剃刀常毫不留情地割伤她们的耳朵、脸颊、甚至后颈。

所有证据表明，Anna Liselotte Blanc失踪时未满19岁。过分年轻，以至于艾琳无法说服自己，Liselotte B.只不过是一个叛徒。

一切都支离破碎，唯独那句神秘的情诗反复出现在不同地方。

最后，艾琳在米特区一处尚未清理完毕的地下废墟里，找到一本几乎被霉斑吞噬的《恶之花》。卷首批注着歪歪扭扭的法文：“bizarre amant”。

3) A shadow that escaped from the conclusive evidence

以“无声审讯”闻名、曾任里昂SD分部负责人的Eiswolf (*Ice Wolf, in German)的尸体最终在地堡深处的一间会议室中被发现。子弹贯穿太阳穴，怀中抱着一名金发少女的遗体。

英方法医对遗体进行检查后确认，手枪型号为Walther PPK，射击角度为近距仰角，符合自裁情形；而少女体表未见明显伤痕，唯一的致命伤为左胸入口一处直径1厘米的贯穿伤，单孔、外圈伴有烧灼痕迹——疑似自愿配合或毫无抵抗。

法医在报告中留下了一段语意暧昧的陈述：
Body positions suggest voluntary static alignment at the moment of death, which indicates this was a mutual death pact rather than combat execution.

苏方调查组对这条措辞持强烈反对意见，理由是“不可给予战犯浪漫化修辞”。随后，该现场的后续调查移交苏方特派文献科继续进行，记录如下：

Eiswolf双尸案A/B（编号：45-05-01/B）。

A为男性法西斯罪犯（确认身份为Heinrich von Kleist），畏罪自裁；
B为金发女性（身份不明，疑似纳粹合作分子或人质），执行式近距离射杀，无反抗迹象。
调查结论：纳粹审讯官在帝国崩溃前清算合作者或证人。

SMERSH特派组，1945年5月10日归档。[印章：☭标志]

艾琳调取了MI6随行翻译在内部备忘录里留下的现场图纸。她惊讶地发现，当时两具遗骸周围还散落着一些物品：几支凝固的蜡烛、一枚希伯来式的旧怀表、断了一根手指的皮手套。

她不由得产生了某种直觉式的疑问，尽管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这真的是一场“清算”吗？还是应当被视作某种心照不宣的、带有象征意味的双人谢幕？

4) The sequent page of the letter

终于，在一处未登记的火灾现场，艾琳找到了那封信的第二页。

“...Si tu dois me haïr, fais-le doucement. (If you must hate me, do it gently.)

Wenn ich dein Tod bin, sei du mein Licht.” (If I am your death, be my light.)

两条手迹奇异地以法文和德文拼贴在一起，笔迹不同，笔压也深浅不一。前者笔触歪斜、略显稚嫩，似少女的叹息；而后者线条刚硬、落笔极重。

轻飘飘的法文字迹曾多次出现在L.B.的翻译校对档案上，艾琳对此已经足够熟悉；至于那行德文——使用高度正统的书信体，但字距比官方文书更窄、结构拧紧，部分字母甚至出现了类似“抖动”的尾笔。

艾琳太了解第三帝国的技术官僚——他们是主动切断自我表达的人。因此，笔迹愈接近私人情绪，愈会呈现出抵抗职业审查的线条。

而这句凭空出现的德语，接续在法文诗句的正下方，与之连缀成前后呼应的语义逻辑。俨然是被迫爆裂出来的、从体制内逃逸的语句。

艾琳在工作日志上写下一句话，又飞快地划去：“...a trembling hand is answering back.”

同一套拉丁字母，两种一度敌对的语言。

艾琳合上纸页，许久不语。

** ***

在提交给盟军调查组的报告书中，Dr. Adler最终将上述资料归入了Category C (Unresolved Historical Cases)。

然而，在她的私人手记里，艾琳为那封无主之信留下了这样一段附注：

“这是一封无法归档的书信。
抬头是战争，结尾是夜晚，署名是未焚。”

(Epilogue 1, END)

Chapter Text

Epilogue2: Peripheral Records

第一件藏品。

一本党卫队中层军官私人支出账册（上级条目：SS财务子册）。

——由盟军于1945年5月缴获，后经Dr. I. G. Adler于1946年6月移交柏林历史博物馆。
其中，某个值得注意的样本——编号为H.v.K-Privatbuch-E42（以下缩写为K. ）的个人支出表，在战争末期呈现出了异常波动。

首先，从1944年10月起，账目中的“非必要支出”显著增加。如：

1944.10.12 女用棉织品若干（特别标注：非军需物资）；
1944.10.20 书籍采购，包括两本法文原版诗集、法文杂志若干（备注：布拉格旧书商）；

1944.11.3 药妆品采购，含润肤膏、小瓶装乙醇棉球、止咳糖浆等；
1944.12.16 连衣裙一条，Größe 32（备注：偏大，需裁剪）

其次，自1944年11月起至1945年3月止，K. 每月5日都有一笔记录为“A. ”的固定开支，用途不明。

大约在同时段，K. 的[居家生活]条目首次开始出现食材复购。
账册显示，在1944年年底，K. 每周稳定采买鸡蛋、洋葱、胡萝卜和白面包，且1994年12月至1945年1月期间频繁购入“甜菜（*注11）、牛奶、苹果”等消费品。

进入1945年，该K. 君的个人支出似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1月，K. 固定每两周采购细支烟一次，通常记录为Muratti Ariston（特别标注：黑市，布拉格管道）；但从2月起突然停购，代之以“安眠药+镇定剂”的合并项目。

此外，神秘的A. 首次在“固定开支”之外的条目中出现：

1945.1.8 书房修缮（备注：A. 的书桌）；
1945.1.15 蓝色丝巾（备注：A. 的眼睛）

1945年3月起，“固定开支”突然不再出现；同时，牛奶、鸡蛋、甜菜等全面断供，[食材采购]只保留白面包、黄油和少量蔬菜。
不过，该时期仍有几笔支出令人困惑：

1945.3.10 新增两条女士睡裙（特别标注：非军需物资）；
1945.3.15 申购巧克力（备注：A. 偏好，库存告急）；
1945.3.21 床单更换（备注：意外损毁）

1945年4月，柏林配给枯竭。账目里只有唯二支出：

1945.4.10 便笺两本，黑色墨水瓶若干，蜡烛数支；
1945.4.18 备用吗啡、小瓶氰化钾（3mg）各1份（注：药剂师W. 处领用）。

此后，该账本停止更新。没有转账记录、没有赎身金额、没有资产转移。

H.v.K-Privatbuch-E42的影印本现存于Bild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馆藏描述词条为：“一名党卫军军官的生活残卷（194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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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藏品。

Die Schatten des Bunkers.
——在笔录、散佚日记、口述史中被屡屡提及、却语焉不详的“边缘人物”。然而，她和他真的无足轻重吗？

1）O. Günsche口供（抄本）节选
1950年由前东德移交；今藏于Militärhistorische Museum der Bundeswehr, Dresden

问：Kleist中校最后一次出现在你视线里是什么时候？

答：大约是5月1日凌晨两点左右，我正要去传达遗体火化顺序，发现中校在南侧废弃会议室前徘徊。他身后跟着那个…（*明显停顿*）…金发的女性，穿着不合身的军服。我问他是否需要领用额外物资，他没有回答，只是冷冷看了我一眼。所以我没再多问。

问：你是否清楚那名女性的身份？

答：……我不确定，也许是秘书或者翻译员。她从不和我们说话，也没人和她说话……我们都知道Eiswolf是什么人。

问：他们是否交谈？

答：我听见她说，“我知道了，海因里希先生。”那不是你对长官说话时会使用的语气。

2）H. “Gestapo”Müller日记摘录

注：此人于1945.5.1失踪。（*注12）
日记由地堡废墟清理组在1946年2月掘出， 后经Dr. I. G. Adler于1946年6月移交柏林历史博物馆，现藏于地下档案馆B区。

21.4.1945, 21:00: K. verlässt Konferenzraum, Zigarrenschachtel in Hand, Schritt langsam. Folgt Dienstweg, durch Lüftungskorridor. Beugt sich zu unbekanntem Mädchen, flüstert. Ausdruck distanziert. [Mädchen: Identität prüfen.]
[Transcript]
（4.21，晚21点）“见K.自会议室离开，手持烟盒，步速极缓。沿调度线，经通风走廊。弯腰与某少女低语。神情冷淡。” [少女: 身份待查]

22.4.1945: K. führt das Mädchen zurück zum Lüftungsschacht. Streit mit Wache. [Verhalten ungewöhnlich, Beobachtung fortsetzen.]
[Transcript]
（4.22）“见K.带少女返回通风口。与警卫发生口角。” [异常行为，继续观察]

24.4.1945: K. befiehlt Schließung der Zugangstür Bereich D, „um Verlust zu verhindern“. [Mädchen: mögliche Schwachstelle K.s.]
[Transcript]
（4.24）“K.下令封闭D区入口，‘以防走失’。” [少女：或为K.弱点]

26.4.1945: Das Mädchen sitzt unverändert am selben Platz. K. schweigt, geht dreimal vorbei. Beim dritten Mal hält er an. [Verdächtiges Verhalten, Bericht an RFSS erwägen.]
[Transcript]
（4.26）“那个女孩仍坐在原处。K. 沉默不语，经过了三次。第三次他停了下来。” [行为可疑，考虑向上级报告]

注：该条目出现在Müller自述“地堡气氛过于沉重”的一页之后，是他最后一次记录他人行为。

3）Traudl Junge口述史料

《Traudl Junge自述录音片段》（1963）：

Junge：“那个女孩……总是站在走廊尽头。她的发色很浅，像是一块会反射阳光的冰。Kleist先生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她。”

Interviewer：“她是谁？”

Junge：“我们从没听Kleist先生提过她的名字。她很安静，时常陪戈培尔博士的孩子们玩，她很受他们喜欢……她的辫子总是歪的，那是孩子们编的。”

Interviewer：“她和Kleist中校的关系似乎不太寻常？”

Junge：“我不敢贸然评论，只是觉得…（*明显停顿*，像在思考）…他们总是避开人群说话，很近、声音很轻。某一晚我看到她站在他身边哭，但第二天他们又若无其事。”

Interviewer：“她后来怎么样了？”

Junge：“（*沉默良久*）我只记得5月1号前，她突然换回了那身旧军装——不合身的那套。我悄悄问她冷不冷，她说：‘我得和他一起上岗。’”

《ZDF特别访谈片段》（1995，未播出）：

Interviewer：“荣格女士，您记得在地堡里见过一位金发少女吗？”

Junge：“（*轻微皱眉*）……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谈论她。我们都觉得，她不该在那里。”

Interviewer：“‘我们’？”

Junge：“我们叫她Fräulein B 。（*手指轻叩桌面，眼神回避*）……抱歉。她实在是太年轻了。”

《帝国的毁灭》（2004）剧本注释：
注：电影公映前，荣格女士已于2002年2月去世。

„Da war ein Mädchen, immer still, ich glaube, sie war eine Elsässer oder so …Ihre Beziehung zu Kleist war …verwirrend, man wusste nie, wer die Befehle gab.
„Eines Nachts wachte ich früh auf und sah Herrn Kleist mit einer Akte den Flur entlanggehen. Mir fiel auf, dass er leise ging –sehr leise. Die einzige Person im Flur an diesem Tag war das blonde Mädchen, das in einem Buch blätterte.“

注：此内容基于Junge女士回忆录及其他文献推测性重构，正式摄制时未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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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藏品。

Eine kleine Blume in der Asche: Notizen über Anna B. (Little Flower in the Ashes: Anna B's Notes)
——Dr. I. G. Adler (1920–1987) 未完成的传记，由@iris.psy.archive（剑桥大学心理学史博士生，主修战后欧洲创伤记忆建构）捐赠，现藏于Wiener Holocaust Library (Bloomsbury, London)。

捐赠人邮件留言如下：

它既不属于任何正式出版目录，也从未出现在Dr. Adler的学术年表里。甚至连扉页也是后期人工粘上的，上面是一行钢笔字：我不能证明她无罪，但我想记录她的悲哀。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断裂的手记。初稿由博士在1947年至1952年间断断续续写成；她曾于1954年尝试说服一家小众出版社接受这份手稿，但被婉拒——出版社的负责人劝告她，博士在精神病理学领域有大好前程，这样一本混杂着主观情感与诗意叙述的“少女档案”不利于她的专业发展。

我想，也许在那个年代（*注13），这本传记不可能被出版。更何况，书中涉及到对一些模糊材料的非正式解读，例如Kleist遗留的手迹片段、对安娜的身份指认等。因此，博士最终把手稿交予私人档案馆，附言称：If one day it can be seen, just let it be.

那么，我又如何与这本书结缘？我的博士论文聚焦于“战后心理档案构建过程中的性别消隐机制”，Anna就是我的起点。

去年，我申请到了我系的Adler档案研修资格。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博士在战后初期为MI6工作时留下的个人手记，由此发现了Anna L. B. 的故事。……我不知道旁人如何解读她，但于我个人看来：L.B. 的人生仿佛就是为了成为一封信。没有人寄出她，也没有人接收她，她只在两个沉默的人之间被传递了一次。

Dr. Adler说，她是一封“无法归档的信”——我认为这句话不够准确。她就是历史的隐喻本身。研究者通常都跳过她了，因为她太安静了。没有申诉、没有证词、甚至没有一块界定明确的墓碑。就连Adler博士，最初也将Anna L. Blanc评估为“合作分子：未决案”。可正是博士本人，曾于1960年维也纳会议上为女性幸存者发声；70年代，博士还以“研究目的”为由、通过非正式管道复制并保存了L.B.的语料片段——包括她曾为宣传电台翻译过的数篇广播手稿、一本训练笔记、以及那张被血浸透的信纸。

解释权依从于语境，而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Dr. Adler在尝试自我修正。

博士于1987年逝世。之后，这些资料由其学生捐赠给了[匿名大学]的“战后记忆研究项目”，直至近年才陆续开放数字化。

晚年，Dr. Adler在整理这些资料时这样写道：“当年我做的是情报清算，而现在，我只希望做一个温柔的归档员。”

不是我选择了它，而是它选择了我。我决定接过Dr. Adler未竟的工作、写完这本传记。我将依靠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等方法，尝试重建Anna L.B.的主体性；同时，还将补充一批Dr. Adler生后最新解禁的二手档案。

这是一个未曾被判决、却早已被执行的女孩。她值得被历史诉说，哪怕晚了七十年。

附件——新版目录草稿（由@iris.psy.archive在1954年手稿的基础上补全）

导言：谁是被遗忘的见证者？

第一章：来自阿尔萨斯的空白档案

第二章：在克莱斯特的阴影下

第三章：语言审查者与静默的共谋

第四章：被“执行”的那一天

第五章：I.G. Adler的注脚与反思

附录一：Anna遗留书信扫描稿

附录二：Kleist书写残页字体分析

附录三：1946–1986期间相关二手资料一览

(Epilogue 2, END)

Chapter Text

Epilogue3:

Der Geist auf dem Richterstuhl (The ghost on the judgment seat)

文｜Hubert Haffner (化名)

刊于｜1995年5月1日

引言：

真正令人生畏的，不是那些被历史公审的人，而是那些永远逃脱了审判，却在各类附件证词中阴魂不散的人。

——前西德战后历史学者、作家Hilde Meyer, Nachrichten ohne Namen (《无名者之讯》)

我们应该都尚未忘记，就在八年前的里昂，Nikolaus "Klaus" Barbie因反人类罪受审，而那个一度消失在世人眼中的Eiswolf以“屠夫”（Butcher）的导师之姿，在法庭上幽灵重现。当时，Barbie堪称嚣张地主动谈及ein verdammter Adliger ——被媒体以讽刺意味转译为“那位贵族老爷”。

主审法官（*打断*）：“……所以你的确承认‘音响隔离’审讯法对心理的严重毁伤？”

Barbie（*冷笑*）：“我不过是在照本宣科，执行我们那位贵族老爷的办法。他常说，‘精准，是为帝国节省资源的忠诚之举。’”

法官（*严厉反问*）：“这位‘贵族老爷’是谁？请明确其姓名。”

Barbie（*摊手*，语气嘲讽）：“你们不会不知道Eiswolf吧？哦，我忘了——他早死了。带着他的小情人一起，死得那么体面。”

Barbie是一个老辣而顽固的特工，精通用挑衅、表演、乃至各色烟雾弹转移视线的把戏。他的抗辩固然有夸张和矫饰的成分，却无疑将Eiswolf带回了象征性的记忆法庭。

你无法对一个灵魂量刑。Eiswolf的继承者站在被告席，而他自己已然成为罪行的源代码；是他设计了“标准化”的审讯体系，是他改变了暴力的规则本身。

Eiswolf——Heinrich von Kleist的灵魂不在阴间，在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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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r ist Eiswolf? (Who is Eiswolf?)

1942年末到1943底，H.v.Kleist在里昂担任SD分部负责人时一手搭建起了一种极度高效的审讯体系，“音响隔离”是其中最广为人知（换言之，“臭名昭著” ）的一种技术——将审讯对象长时间置于感官剥夺状态（无光、无声、时间感知模糊），配合节奏性提问以快速击穿心理防线。Kleist在里昂大规模试验了这种“神经压迫技术”（SD内部代称），该过程培养出了一批职业化的执行者。现在我们知道了，Barbie受其影响，杰出（也许是“过分杰出” ）地延续了这一冷酷遗产。

1943年4月，大巴黎的抵抗组织在密电中首次以Loup de Glace指代H.v.Kleist，后又转译为Ice Wolf传回了贝克街64号的SOE总部。情报组以该代号描述H.v.K.“无情绪、无热情、但结果致命”。

在东德50年代的宣传片中，Eiswolf常与盖世太保系统绑定，象征着未清算的纳粹余毒；其影像成为了所谓的“帝国审讯恶魔”的代表，背景音效常伴有冷风、金属碰撞和靴子回响。即使现在，当人们研究党卫队文职系统时，Eiswolf依然是审讯术教程上一个不可遗漏的名字。

然而，如果追溯H.v.K.其人的早期经历，这一出自盟军之手的称号不失为某种过度渲染乃至浪漫化的结果。根据Bundesarchiv解密档案，我们了解到H.v.K.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军官家庭，其家教良好，年少时通晓法文、小提琴等“贵族趣味”。魏玛共和国时期，H.v.K.一度是法律系的高材生；直到他受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吸引，1933年放弃司法系统、转而投身SS的情报工作。

如此激进地追随一种韦伯意义上的天职感召（Berufung im Sinne Webers， *注14），这在容克子弟中并不常见，让人怀疑他是否误将纳粹的“新秩序”视为了一项降临己身的神圣使命。你若查阅柏林大学30年代的法学系校友名单，会发现确实有个Heinrich K.于1932年发表过一篇题为„Über Verantwortung in der Exekutive“的毕业论文，大意是《论行政责任》。可以推测，那时他便形成了用概念取代人的逻辑。

难怪，后来Eiswolf的某下属曾在回忆录（刊于《明镜周刊》1960年第█期）里讳莫如深地写道，Während des Verhörs fragte Herr K. nie: „Wie heißen Sie?“ Er fragte immer direkt: „Für wen möchten Sie dienen?“ （English Transcript: During the interrogation, Mr.K. never asked, What's your name? He always asked directly, For whom do you want to serve?）人们私底下给Herr K.贴的那些标签无不符合我们对纳粹中层官僚的刻板印象——“神经质”、“洁癖”，“注重仪式的疯子”。

关于Eiswolf，我们还常常听闻这样一则轶事。据传，H.v.K. 曾以“低干预方式”私自释放审讯对象，一度引起后人猜测其“有同情心”甚至“精神矛盾”。可是，事情的原貌当真如此符合观众们的趣味吗？

十五年前，我在某个国家文献修复计划实习，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那份传闻中的“红圈文件”。当天下午恰逢档案馆屋顶漏水，大家闹哄哄地挤在地下室里抢救发霉的纸片。突然，我听见一位老修复员（依稀记得是前东德的某位历史学者）低声骂了一句：“Verdammt…Eiswolf.”

我凑过去看，只见一份1944年10月的SS内部通告，抬头是„Meldung: Heinrich v. Kleist – betreffend Protokollverstoß im Verhör“（报告：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关于审讯过程中的违规处理），文件编号因水渍模糊。整页纸只有寥寥数语，下面大段空白，而Protokollverstoß这个词被H.v.K.当时的上峰用红笔狠狠圈出。

我们后来才知道，H.v.K.擅自释放了某个“非核心拘留对象”（疑似一名法德混血女性，档案未录其名），并篡改了相关文书的风险评级，理由是“此人毫无战略价值”。

由此，我们清晰地窥见了历史事实和流行文化的参差。首先，H.v.K.“干预”的对象并非敌国派来的渗透者（如同一切浪漫小说附会的那样），而应当是某个流年不利、不幸地处于战时行政拘留状态的“帝国公民”。其次，至少从纸面上解读，他对系统的操作(manipulation) 既不是一种道德选择、更非出自怜悯，而纯然是整洁主义作祟——从秩序洁癖的观点来看，某些无关变量不符合他高度“标准化”的世界观，因而有必要将之剔除。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恶的理性。

所以我们不妨如此总结：H. v. Kleist谈不上什么Eiswolf，他只是个文官(ein Zivilbeamter)出身的神经质书呆子罢了。不过，也许这正是形象符号的魅力所在——因为他惯于沉默、自我表达极为匮乏，反而允许后世观众把任何东西投射上去。无论是恐惧、魅力，还是更加不可言说的感情。

2. Wie wurde H.v. Kleist zum Geist? (How Did H.v. Kleist Become a Ghost?)

H.v.K.因其自裁，从未进入纽伦堡审判体系。半世纪以来，尚没有一部H.v.K.的独立传记，一大可能的难点是几乎没有直接指向他个人生活的一手文献。

H.v. K. 从未有日记传世，正如相关文献指出，他并无自我暴露的习惯；现存所有纸面记录里，H.v.K. 留下的只有干燥的手令，诸如制式签名、盖章命令、文书批注，或是其下属的引注转述。

几乎不存在确证其本人手写的文本，除了一封半焚毁的信件——最早见于《地堡文书组实录》(Adler, 1948) 中，经手人附注“疑似归属于私人通信系统，与B-712-LB案高度相关，暂留C类”。该文献由MI6退役情报人员披露，由于语境之复杂，对信件内容、乃至这条附注本身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较为公论认可的一种推测是，B-712-LB应与H.v. K.有所牵连，而信中的片段则带有某种个人化的语气。

事实上，这条从火中抢下来的文字从未摆脱争议，甚至为H.v. K.又添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公共疑案。由于该遗笔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抒情色彩、与Eiswolf一贯的冷峻形象大相径庭，向来不乏研究者对该记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加之，该条手记与H.v.K.公文签名的Sütterlin笔迹比对结果并未达显著水平、仅仅是“高度相似”，且缺少第三方文献的交叉验证，因此，始终未排除伪造可能。尤其考虑到冷战初期，所谓“纳粹遗墨”在文物市场上炒作严重，更令史料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显然，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研究了太久的Eiswolf，却依然对H.v.K. 缺乏真正的理解。可是，这是否意味着记忆战争中没有H.v.K. 的坐席？

恰恰相反。回顾记忆法庭，我们惊讶地发现，审判席上四散着对H.v.K.的幽灵记录。这个名字、或者说这个阴影，一次又一次以缺席身份被反复提及——以指代、以侧写、以被言说但未被裁决的方式存在。

早在1946年3月15日的IMT被告席上，H. Göring便当庭宣称“Eiswolf是SD的忠诚样本”，间接为H.v.K.背书。而所有审判记录中，最早将H.v. Kleist直接纳入证据链的是1947年的“司法”案（#NMT-3, Judges' Trial），该案起诉了16名纳粹高级司法官员，指控他们实施种族清洗和大规模迫害异见者。

庭审过程中，证人提到，SD一度以所谓“标准化流程指导”为幌子，对司法系统进行大规模的跨部门干预，“里昂模式”或为其中首恶。证词节选如下：

证人：“……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陆续接到来自党卫队审讯处的多项指导通知，有一份尤其……我不记得上头的名字了，是在里昂任职的某位……von K-something。”

检察长（*追问*）：“你指的是Heinrich von Kleist？”

证人（*沉默数秒*）：“……是他。他有一套如何在48小时内取供的标准流程，当时被各占领区通用。”

这段证词反映出“里昂模式”被当作训诫范式推广、流毒深远。令人玩味的是，证人并不愿主动提起Kleist的名字，可能是出于对这位亡人的恐惧，或因其名已成禁忌。

随后，聚焦于经济和行政事务的Pohl Trial（#NMT-4）一审过程中，本应列席的Gestapo Müller和H.v.K.无一出庭，而H.v.K. 再次被反复引用——作为“范例”和理论上的执行节点。RSHA、Gestapo、WVHA之间的组织结构盘根错节，他的署名纸片漂浮其间，本人却从未现身。

此外，据1950年解密的“Einsatzgruppen案”（#NMT-9）档案显示，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至少12份标有“H.v.K.”签名、发往布痕瓦尔德和达豪的审讯移交单（编号RSHA-IV-B-█/43等），这意味着他协理或支持过至少12起南方集中营的“夜间审讯转运”。当时的审判庭幕僚会议纪要（1947.9）如实记录了法官们的讨论：

法官B：“既然H.v. Kleist其人已确认死亡，是否还有必要记录此类文件？”

法官M：“考虑到证据链的完整性，应保留其指令痕迹。”

这一系列争论或许是对Kleist法律地位的最明确陈述：无人能真正将其送上被告席，唯有他的指令、手法、语言风格，作为系统性暴力的模板被反复引用。他的精神在场。

1961年，艾希曼的受审将H.v.Kleist与集中营的牵连进一步暴露在了世人面前。艾希曼曾在某项供词中详细地提及：“H. v. Kleist于1943年7月起草了关于将犹太人转运至泰雷津的系列机要，即RSHA-IV-B-3号备忘录。” 早在1955年，捷克国家档案馆便移交了从泰雷津集中营废墟里清理出的卷宗，其中一段残卷或可与该指控相互印证：“编号K-154：由Sturmbannführer von Kleist交接处理。”

签名不全，后页残缺，没人能还原他的意图。

同时，正是在泰雷津，H.v. Kleist极有可能留下了其生前最诡异的一段影像记录。1967年解禁的遗落影像集《为帝国服务》记录了所谓的“集中营宣传片”(Theresienstadt: A Documentary Film from the Jewish Settlement Area) 摄制的全过程。胶片放映机转动的静谧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画面——镜头极为偶然地摇向坐席第二排左侧，那里独坐着一名党卫队军官，他的着装笔挺风纪、未佩戴武器，也许是正在执行RSHA摊派的某项公关任务。他坐在纪录片导演的右后方，眼神向下，“像在分析舞台结构”。

黑白画面的分辨率较低，但通过最新档案图像技术、与SS证件照的轮廓特征交叉对比，结果表明，推测确为H.v.Kleist。

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理解这位Theresienstadt的特别观众在思考什么。半世纪以来，他始终盘桓在后世的叙述中——不是作为人，而是以引用、谜题、漏洞的形式存在。

以缺席胜过在场(Absence trumps presence)，这正是Eiswolf的狡诈之处。他拒绝被归类，更拒绝留下辩白。他决意以死亡之姿，从所有体系的手中夺回自我定义权。他使自己沉默如一封被撕毁的命令书。

从此，你只能在他签发的文件上，从他审问过的人眼里，在某一段似是而非的影像角落看见——“他在”。

[Haffner’s Note on the Title]

Why The Ghost at the Judgment Seat and not The Ghost in the Dock ?

Because the latter would have fixed H.v.K. in the role of an absent defendant, a single man who escaped trial. But what lingered after 1945 was not only the absence of one officer; it was the shadow of a system , resurfacing in testimonies, files, and words spoken under oath.

The judgment seat is the space of law, memory, and history itself - and what haunts it is not merely the figure of Heinrich von Kleist, but the silence that follows him.

(Volume II: END)